我曾经很幸运地圆过记者梦,后因终终原因梦想未能继续延续,心里却一直难以割舍。时值记者节来临之际,发一篇三年前的旧作,怀念我短暂的记者生涯。
大学毕业前夕,因为难以割舍那片土地,便写了一篇留恋校园生活的散文,投给了院报编辑部。主编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我的稿子登在了报刊的头版,并支付了一笔在当时看来高额的稿费15元。离校那天,我向老编辑辞行,老人庄重地递给我一支崭新的钢笔,上面刻了四个字“妙笔生花”。末了,他问我:“你有没想过去做记者?”他的话让我好生惊讶,对我而言,做记者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将那支笔,连同那份报纸珍藏在行李箱里,之后多年一直伴我辗转迁徙。漂泊的岁月里,我常常会借助文字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老编辑的话偶尔也会在耳畔响起,但一向自卑的我断不敢向记者行业的方向挪动半步。之后,我靠着在学生时代积蓄的演说经验,成了重庆主城区的导游员。某次与陌生的网友聊天,他问及我从事的职业,我非常诗意地回复了一句“踏破千山万水,走遍天涯海角”。“记者”,网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了这两个字。记者?再次听到有人将记者这个神圣的称谓与自己紧密相连,心里竟然有一种道不明的滋味。之后不久,校友群里传来消息,两位毕业后进了报社的师兄,已成了业界的资深记者,一种姑且称为失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丰富的导游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将自己的所见所思写成了文字,并频频在国内报刊发表。即便今生与记者一职无缘,也不能丢掉写作的爱好。偶尔我也会浪漫地设想,倘若有一天,真有一个当记者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能不能勇敢地去接受挑战?几年后,我利用多年的旅游从业经验,回到家乡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公司。因为经常在报刊发表作品,我在家乡已渐渐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有幸成为区作协会员。先前的自卑感一点点消散,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向本地《开州日报》投稿,除了副刊外,也学着写一些通讯、消息之类的新闻稿件,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前被报社编辑加上“本报通讯员”几个字时,禁不住欣喜万分。虽然只是通讯员,却感觉曾经不可触及的梦想似乎在一点点向我靠近。这些年,我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也经常参加一些区里的文化活动。让我意外的是,我经常会在公众场合被他人介绍成记者。好几次,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我明明是经商的,为何总被误认为是记者呢?”对方给出的几乎是同样的答案:“因为你是文化人。”或许在世人眼中,只有文化人才能配上记者这个高雅的称谓。渐渐的,我也刻意不再去更正了,很多时候,我情愿别人不称呼我什么什么总,更享受记者这个称谓。一次上网浏览论坛,看到一条网友发的帖子,一个高位截瘫的中年男人为妻子写了一首歌,并录制成光盘,发在了网站上,以感激妻子多年来对他的精心照顾。这条消息让我很震惊,我赶紧请求管理员置顶,呼吁家乡的新闻媒体给予
在中国讨论纸媒生死其实是个伪命题。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多数纸媒仍然可以安然无恙地混下去,甚至比其他许多行业的日子更好。
撰文
叶克飞
这段时间,《成都晚报》的退场是媒体人与前媒体人最热衷探讨的话题之一。有人悲凉,有人怒其不争,也有人叫好。
近年来,纸媒倒闭数量不少,大量精英从业者选择离开,行业颓势十分明显。但以纸媒倒闭数量来判断纸媒的整体未来,起码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国情论”经常被人拿来滥用,但在纸媒前景上,国情确实可以拿来说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纸媒的日子并不算难过。从中国范围来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也别太落后),纸媒的日子往往比相对发达地区好过。从纸媒类型来看,机关报日子又明显比都市报等子报好过。这是为什么?
首先,纸媒在网络时代遭遇巨大冲击是事实。赖以生存的广告断崖式下滑,甚至某些重点行业从原先的广告额半壁江山直接砸到零投放(如某些地区的地产和汽车)。纸媒在时效性上的天然劣势也被放大,逐渐失去了新一代读者。
在这个过程中,越是高度市场化的媒体生态,受到的冲击就越大。这之中当然有不可描述的原因,但这里只说经济原因——正因为它们依赖市场,市场不行,广告少,发行量下降,日子当然就难过。
经济和资讯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原本就是报业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即使市场化程度远不及欧美,但在国内也首屈一指。但这些地方偏偏也是人们对网络化接受度更高的地方,纸媒面对的困难当然也更大。至于一向自负盈亏的都市报,此时的抗压能力不及机关报,也是必然。
那么,为什么欠发达地区的报纸反而日子相对好过呢?一来跟当地社会生态有关,大家对新事物接受相对较慢,看报习惯仍然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跟当地的*经生态有关。
在中国,报纸所承担的任务很多,当地*府越重视,报纸掌握的资源也就越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力不足,但*府掌控力度却大,即“大*府小市场”。甚至有些地方的报纸从无自负盈亏的概念,一直是*府财*养着。广告下滑与否,其实根本没有影响。前几年,某内陆省份地级市的报社领导介绍“先进经验”,其实一点也不先进,反而特别老土,方法无非是搞大型展会与评选,如“XX企业评选”之类。这类活动由*府出面牵头,广告投放自然不会少,无非是让企业买*府的帐。但这种“先进经验”,放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珠三角地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行不通。
换言之,守旧和经济欠发达,反倒成了这些地方报纸的优势。某些欠发达地区的纸媒,近年来甚至还可以沾观念落后的光,凭借着*府助力、行*干预,实现一定增长,成为“逆势上扬”的典型,也使得许多人得以继续“混在当下”。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纸媒由于先天原因,从未走向真正的市场化,也因此错过了无数发展良机。而在纸媒转型中衍生出的“纸媒办新媒体”,同样受限于纸媒影响力的下降,以及纸媒市场化程度的低下,存在着先天不足。它们既没有*务号的资源,也没有企业号和个人号的灵活,时常陷入“两头不到岸”的尴尬。但反过来说,这种严重束缚纸媒创造力的体制,其实恰恰也保护了纸媒能活下去。
所以,在中国讨论纸媒生死其实是个伪命题。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多数纸媒仍然可以安然无恙地混下去,甚至比其他许多行业的日子更好。
当然,对于个体来说,是否将这个行业列入人生长远规划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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