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之四十三
中国诗人90年代回忆录（四）
目 录
我亲历的九十年代诗歌运动/楚子
记忆：关于年《锋刃》/阿翔
我们的，二十年/唐朝晖
永远未完成（节选）/安琪
◇楚子
我亲历的九十年代诗歌运动
时间是忘川，人类的所作所为，那些自诩为文明符码的一切，都根源于对时间的敬畏，人是最懂得敬畏时间的动物，人的智慧始终在时间魔棒下窜动，时间付与人一切，却又成为人千万年无法跨越的坚硬而神圣的屏障。宇宙中所有的物种都是时间的奴婢，人亦如此，人惧怕这个虚空而庞巨的神，因而制造了神，宙斯和佛实则是时间的代名词，宗教和保障生存秩序的——社会体制，亦是人无奈时间的权宜之策，人类总企图让自己的有限时光过得有色彩，其结果总是物质胜利而精神贫乏。这是人天赋“奴性”的命运结局，文字是有用的，文字是人的奴仆，是对抗时间的产物，我们依赖它，以便验明正身，以便弄虚作假，以便娱以感情，以便格斗游戏……，因此，使用文字的人必须是有德之人，否则，这个可怜的工具将成为人类犯罪活动最具威胁利诱的最恐怖最具杀伤力的凶器。一个谬论，无异于一场旷世灾祸。因此，人更应自律、自制和自省，以求自强和自觉。
时间在雕刻一切，时间在清算一切，时间教会人最大的智慧也许是无奈的，那就是遗忘。因为时间的魔力，人类发明了记忆，记忆是一种智慧，而时间教会了我们发明文字，文字的使命是承载记忆。文字是被人利用的一个乖巧的工具。可有人在时间里使坏，那就是利用文字篡改事件真相。其实，我们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篡改真相的历史。亲历，是时间赐给生命的过程，过程是精彩的，而文字往往显得苍白。
在有限的时间里，追忆亲历的过程，是一种实用的捕猎手段。捕猎的机遇一旦被错过，猎物便转瞬即逝，甚至把真实和真相烧烤成尘埃，最终被时间溶解成虚无。回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亲历的民间诗歌活动，仍让我激情复燃，那种沉湎，那种稚气未脱的单纯，那种与人观念较劲的执著，那些杯盏间的豪迈，那些不管天高地厚的莽汉精神……。是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民间诗歌，无疑是八十年代浩瀚气场的延展，是逾挫弥坚的诗之骨血的流淌，是诗歌精神不折的张扬，今天，是到了回眸往事，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对时间这位至高无限的上帝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记录和还原。
创办工厂文学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转型，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治专制的瓦解，思想禁锢的解冻，艺术获得了相对自由，尤其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八五新潮”等文艺风潮的涌现，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盛况空前的“*金时代”。湖南湘乡这个当时仅70余万人的县，其文学社团就多达家，其中，以楚子发起组织湘乡铝厂文学社其社刊《银浪》、胡耀松为首的湘乡一中的《红杏》、王柏松、向阳为首的湖南铁合金厂的《炉火》、傅舰*为首的韶峰水泥集团的《望罗山》及湘乡市区章玉等组织的《起凤石》、胡勇等组建的《梦溪》影响最大。湘乡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活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景。湘乡铝厂文学社最初命名为湘乡铝厂工会文学组，始建于年，首任组长为知青返城的宋义芳，主要成员有楚子、林元辉、杨雅涓、姜玉湘、李效新等十余人，坚持每周开展一次聚会，设有专门的活动场所，最早的油印刊物叫《楚鹰》，首任主编宋义芳，副主编林元辉、楚子，由楚子负责刻钢板，每年办刊3至4期。年改任李志洲为文学社社长，楚子为主编，正式创办铅印四开报纸《银浪》，创刊号还发表了著名农民作家刘勇的文章。每年4至6期。年选举楚子任社长兼主编，社员发展到60余人，《银浪》社刊扩版为对开铅印报纸，每年4至6期。其中年春季号头版发表的《三人文化现象谈——楚子、林曼、林元辉谈当下中国文化思潮》，即当年3月5日，时任湘乡文协理事长、红学家林曼与楚子相聚于正在湖南师大就读文学硕士的林元辉家中，林曼耳疾，惯于笔聊，三人就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对历史与美学等若干问题进行了学术畅谈，尔后楚子将对话整理成文，这篇长达万言的对话录发表后，在湘乡文艺界产生了震动，并在湖南部分高校及北京大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楚子组织文学社成员开展一系列活动，年秋，楚子带领20余名社员对郑州、西安、成都、重庆长达半月的长途旅游采风。先后与“红杏”文学社多次联谊，去仙女山农民文学社采风联谊，与炉火、梦溪雅聚，邀请著名作家刘勇、诗人彭浩荡、江堤等讲学等活动。每年组识一次征文活动。可谓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年由北大分派来厂的皮利民担任社长，楚子继续担任刊物主编至年。期间，楚子共主编《银浪》40余期，共计发表会员及外地作者诗歌、小说、散文、评论余篇，计万字。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及主观原因，年继任者将刊物和社团实施了终结。
我与湖南“新乡土诗运动”
“新乡土诗”是湖南发起“寻根运动”之后，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三人于年4月共同发起的，之后陆续扩展到整个湖南，并形成了湖南新乡土诗歌运动，再后广泛地被诗坛接受，从而成为90年代中国诗坛的主要诗歌现象。“湖南新乡土诗歌运动”出现之始，正是所谓的“第三代”诗歌浪潮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时候，因此，新乡土诗歌运动，从本体上来说与“第三代”没有关联。湖南新乡土诗歌运动是独立的诗歌运动，湖南新乡土诗群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群体；也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湖南新乡土诗的诗人们努力表达的是自然精神与生命精神的谐调过程，不是“新古典主义”。“新乡土诗”是湘楚境内的一种特殊诗歌现象，或曰一个流派。它与海子的“麦地诗歌”和“寻根文学”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当时，尽管“新乡土诗”的实质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甚至有被滥用概念的趋向，以至使一种严肃的艺术追求被虚伪所淡化。但“新乡土诗”对生命现象和精神家园残酷的真实的追取，以及对一切艺术的精华的崇尚，注定了新乡土诗歌永恒的魅力。
在湖南大学工作的诗人江堤无疑是这一诗歌流派的领袖，为了扩大和壮大“新乡土诗”阵容，江堤走遍三湘四水，主动登门四方寻访志同道合的诗人，倡议发动。两年之内，湖南“新乡土诗”由“三人团”迅速发展成为由数十位湘籍诗人参加的湖南的主流诗歌运动，即“湖南新乡土诗运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良性影响。当时的《诗歌报》、《青年文学》、《诗刊》等杂志纷纷选发其代表性作品。由于江堤的努力，于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纪末的田园》，年由香港文学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家园守望者》两部湖南“新乡土诗”专辑，成为研究湖南“新乡土诗”的权威资料，湖南“新乡土诗”以运动的形式，生发成长，对湖南诗歌群体的壮大，诗人创作的探索和成熟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湘水是湘乡诗群与“新乡土诗”的牵线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全国文学热潮的兴起，湘水几乎以癫狂的姿态从事诗歌创作，有作品见诸报刊，在湘乡这个小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湘水是中国有色三建一公司居无定所的工程技术员，他喜欢与湘乡以外的诗歌圈子接触，当他闻知江堤发起湖南新乡土诗运动时，便多次去长沙与江堤谋面，畅谈诗歌和文学。单纯、透明的湘水很快成为江堤的挚友，并成为湖南“新乡土诗”湘乡片的联络人，及时传播诗歌信息，宣传发动，散发《新乡土诗》杂志。年秋，湘水将江堤带到了湘乡铝厂《银浪》报主编楚子的单身宿舍，从此，江堤又多了一位痴迷文学，志同道合的诗友楚子。之后，江堤就把楚子的单身宿舍当成了湘乡的落脚点，经常通宵达旦地与楚子在这个狭小的没有空调的小房间里畅谈诗歌和“新乡土诗”的走向，这时，楚子、湘水、王经纬、华子共同出版了呼应刊物《湘乡新诗四重奏》，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了舒婷、王家新、陈仲义等名家的肯定。
湘乡诗人楚子、湘水、王经纬、唐朝晖无疑是湖南“新乡土诗”的主力。楚子、湘水在年出版的《世纪末的田园》里以组诗的形式露面，其中发表了楚子组诗《村庄》十首，而在年“新乡土诗”实力派大展第二辑《家园守望者》里，都以长诗的面貌出现，楚子发表了行的长诗《我们共同的粮食》，湘水发表了长诗《世界是永恒的田园》，唐朝晖发表了长诗《没有粮食的孩子》，引起了湖南乃至国内诗坛的
年，稚夫在书信中怂恿我写作性爱诗，并以约稿的形式郑重邀请我加盟性爱诗人行列。同时，还介绍了四川大凉山的年轻诗人发星与我相识。记得发星那时陆续给我寄过几期打印诗刊。我的印象中，发星是一位有思想，有冲劲，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现在回忆起来，他也与我有过一些书信交往，好像还有过深谈的时候。在稚夫的鼓动和催促下，当时我利用在工厂三班倒的业余时间，仅用一周就写完了《行为艺术展演》这组近行诗，并于年8月8日发表于发星主编的《独立》刊“世纪末·中国性爱诗歌”专号，这是一本极朴素的打印诗刊，由此可见发星当时的经济拮拘和对诗歌的狂热，封面、封二、封底是复印的黑白图，画面有些模糊，本期诗刊发表了四川诗人稚夫、胡应鹏、得干、发星及河南简单子、山东向隽和我的组诗。发星编得极认真，还在每个诗人的作品后面撰写“短评”。在这本诗刊发表的作品中，我的诗作尚未精加工，并且是以组诗的形式出现的。发星当时大概还年轻，且受传统伦理影响极深，在他对我诗作的短评中即可看出，对我在《行为艺术展演》一诗中的大胆抒写难以认承，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可见，发星是最早编辑中国性爱诗选的行动者，而稚夫是这为行动的倡导者和始作俑者。
可以说，我的《行为艺术展演》是稚夫先生摧生的产物，也是我唯一专写性爱的一首长诗。自年初起，稚夫便开始对《中国性爱诗选》进行约稿编辑的收网工作，稚夫在年上半年完成《中国诗歌的踪迹·*翔卷》（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出版）后，便全力投入《中国性爱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期间多次将编辑进展情况和相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以征求意见。我深深为他的认真严谨所感动。同时，他也多次敦促我的性爱诗及时交卷。之后，我用了两天时间对《行为艺术展演》进行了认真修改，意在将原来的组诗完善成一首小规模长诗，我运用戏剧场景结构的处理办法，将原来的组诗构成一部长诗，以增加诗的内力和感观冲击力，形成了现在形式的文本。
稚夫在电话和短信中多次表示，我的长诗《行为艺术展演》几家民刊都不敢发表，认为写得太露骨太大胆等。这一点我承认，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艺术观和审美观，这是不可强求的，也是值得尊重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中自有我的理由，其一，当我将此诗命名为《行为艺术展演》时，命题本身就注定了这首诗的写作倾向和最终的宿命，也因为诗中展演的是人类最美妙的“行为艺术”——性爱。作为良知诗人，我就要不遗余力就要无所顾忌地将该表现的全部表现出来，我始终的艺术宗旨，是崇尚自由主义，和尊崇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历来尊重人的一切行为，尊重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生态，这就是我的自由主义艺术原则。《行为艺术展演》自然在极力表现一种自由主义艺术倾向，诗中，我反复用夸张、拟人和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人类性爱的多维度，多形式，并通过多画面，以多场景为维度，将隐秘而关在帏帐里的性事在同时间内阐发，将个体的如《老鳏夫》、将社会化的如《床戏》、《偷情》、将集体无意识的如《行为艺术展演》、将道德审判的如《审问》、《行刑》及《娼妇调查》，全方位、立体地再现一个自由主义的多维的超验的“性爱”场景。读者可以发现，我在诗写中自始至终投入了一个观念，即是全实呈现当下人物化环境下的隐秘生活——纵欲的揭示。其二，是我始终在做揭示和批判的工作，始终理性地批评和戏谑揶揄当下人的灵*图景。在当下这样一个伪文学横行、钱权阶层混迹文坛目的为追名逐利，搅混文坛净土、买奖卖文成风，高尚的审美准则被钱权潜规则化，文人奴媚趋俗成风……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腐败文坛，尤其是在批判精神被剥夺，正气被扭曲的彻底世俗时代里，我始终在高扬批判精神，捍卫真善美，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认定的艺术事业，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今日之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观念混乱，信仰缺乏，国民自甘物化，是非不分，暧昧、麻木、浮躁，随波逐流，在无知中被西风所溶解，沉湎于拜金和嬉娱，乃至狂欢而不能自拔，如此的生存境况令人担忧，可以说，今天的国人之麻木和暧昧达到了极致，国人的素质也下降到了极限。我常常感觉到冥冥中有一种责任，那就是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唤醒国人之自尊自重和自信。《行为艺术展演》批判的揭示的真是这些，旨在批判国人沉湎肉娱，自甘沉沦的生存现实，同时也在批判伪道德横行的病态生活现实，让国自觉自醒，还国人一个健康的灵*图景！诗所产生的效果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大多国人历来就是无骨人，认同迷恋于统治者的禁忌，禁忌成为我国的传统“国粹”。明眼人都知道，封建社会君王们所制定的禁忌，是为了更好实行他们“上智下愚”的治国策略，目的无非是“治人”，将百姓统统治为“下愚者”，以实现“上智者”的为所欲为而称“是”也。试想，中国历朝历代之禁*，视*为洪水猛兽，而皇宫中之淫乱，官僚间之淫乐又是何其猖獗，愚民何以知之？知亦不敢言之，愚民还认同为“是”！谁管得了他们的妄为？法是官家制，法为官家用，刑不上大夫，控人之口，制人文身，连裤裆里的东西也要控，控来制去，控死的制死的不过是“下人百姓”。家天下的古代尚如是，今天这个靡腐嬉娱时代，实则更甚古人，当今之商人、官僚媾玩成风性爱以娱已达不齿之田地，远远超出道德准则，直达为所欲为，叹为观止，令人心惊恐怖的地步。作为有良知的诗人，岂能麻木不仁，随波逐流而自甘沉沦呢？安能摧眉折腰逐波流，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与“新死亡诗”
我与道辉相识于年由他组织的“香山诗会”上，道辉赠我的诗集《爱.水殇》至今还摆放在我的书架上，那场诗会办得丰富多彩，记得我在15分钟内即兴创作的《评点长城》（外二首）经自己朗诵后，获得了较好反省，被评为“二等奖”首号，那次诗会上，我认识了国内许多优秀诗人和《诗刊》、《人民文学》、《工人日报》等名刊的著名诗人和编辑，当时单身的我可谓受益匪浅。“香山诗会”是自身创造力的一次展现，也是我对诗歌自信的一次认承。
“香山诗会”后，我与道辉一直保持联系，我主办《笫四代诗》、《新世纪诗潮》和编辑《锋刃》都曾向他约稿，道辉也是有求必应，他的诗为我们的刊物增色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陆续收到道辉赠寄的《新死亡诗选》和用正规书号公开出版、规模宏大令人振撼的《诗》新死亡诗刊，其新锐、大气，傲视群雄而具有冲击力的，洋溢着“世纪末情结”的诗作深深惊骇着我的心灵，死亡、末世情结其实是我多部长诗和长篇小说的“潜主题”，九十年代，我一直浸淫在死亡学的阴影里，哲学的终极主题即是宣谕和诠释死亡，《新死亡诗》的出现，我有遇到知音的兴奋。在诗刊上还了认识了林茶居、安琪、阳子等一批志同道合，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多次阅读到了曲有源、陈仲义、南野等人诗论和诗作，收益颇多。0年，我寄去了长诗《错乱》和在首届衡山诗会上宣读的评论《自由状态与中国九十年代民间诗刊》，没想到道辉兄将我的诗和文悉数照登，那一期黑封皮厚逾面的大型《诗》刊，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将近0行的长诗《太平安*曲》发给道辉，道辉又将此诗发表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期大型《诗》刊上，尔后，我因去纸媒任新闻记者8年，压力超大而心身疲惫，无暇诗歌创作，不得已而疏淡了新死亡诗。无庸置疑，新死亡诗派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民间诗坛不容忽略的一个现象，一个主义明确、独立不群而不失深度的先锋流派，《作家》、《诗歌月刊》等曾规模推介，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个流派一直坚持到现在，并还将发展延续下去，我有信心期待其成功并产生更大影响。
由于诸种原因，尤其是时间的原因，在此，我不能一一赘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与麦子的《南国诗报》、杨春光的《空房子》、赵卡的《坚持》，严力的《一行》等十余家诗刊都有较深的交流和交往，与诗人海上、张智、*叔中、潘友强、姚辉、彦龙、吕宗林、杨克等都有较深的交往，其间也发生了许多有趣和值得陈述的故事。我暂且留存在记忆深处，让其发酵，酝酿成诗，生长成散文和流光溢彩的画。无奈于时间，却又感恩于时间。
年8月23日于湘中退悟堂
◇阿 翔
记忆：关于年《锋刃》
——-献给《锋刃》20周年，并向吕叶致敬
1
整整一个九十年代，任何诗歌话题是绕不开年《锋刃》第3期，并且永远只能是这么一期，而这一期完全足够嵌入经历过90年代诗歌现场的诗人的记忆，挥之不去。
这样说并非夸大，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或者说经过20年后，第3期《锋刃》尤显得可贵的独特品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年的吕叶和孙文卓越不凡的眼光。自然，这种自办印刷的用于诗人之间交流的“非正规出版物”，没有正式刊号或书号，是不可能进入正规图书市场销售渠道的，一般读者或诗歌爱好者是很难接触到的。但是第3期《锋刃》却在诗人内部以水纹一圈一圈展开冲击，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于95年至97年这三年，我与诗人广子、赵卡以及其他诗友通信必谈《锋刃》，这是没办法绕开的话题，我想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吧。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锋刃》的第1期（至于第2期我将在后面论述）。最初我本以为《锋刃》的前身第1期是四开八版《现代诗方阵》（事实是，依据我的收藏，我本人尚未见过），后来我和世中人联手于年秋天在深圳“华·美术馆”举行的“词场-诗歌计划”做民刊展，我才第一次知道《锋刃》第1期实际是四开四版的报纸（刊名也这么叫《锋刃》），看来我的记忆不见得可靠，可能《锋刃》没出来之前，吕叶发出的《现代诗方阵》征稿启事误导了我的记忆，以为它是《锋刃》的前身。
当然，在深圳“华·美术馆”我细心阅读了报纸《锋刃》第1期，也印证了我的判断，此报纸平庸一般，也就是说所刊发的作品水准确实一般，可以说90年代初诗人办报纸办得大多是浮躁，没有明确的倾向和目标。当年诗人吕叶并未发挥出独特的眼光和巨大的潜力，这也难怪，《锋刃》第1期一出生就无声无息，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也没有人会意识到几年后《锋刃》怎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九十年代初期，众多诗人办民间诗报多得数不过来，但，平庸者很多，千律一篇，这就是我后来放弃收藏报纸原因，其实，当年臧棣、西渡办的《尺度》对开大报、中岛的同样对开大报《诗参考》完全足以灭了它们。另一方面，南京《他们》、杭州《北回归线》、四川《非非》、上海《倾向》等各有千秋的民刊使我们意识到不论在写作上、办刊上，是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可不是一步到位能抹平的，很多事情我们当年是意识不到的，就像历史选择了某个人，开启了他的天窗那样，所等待的正是水到渠成的这一刻，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矫情。吕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当时不是很了解，仅与他区区两三封通信并没有看出他的转变。
因此那个时候，我并未在意《锋刃》或者说所谓的《现代诗方阵》。
2
大约年春天左右，我去马鞍山市里访友，在一个朋友家意外看到一本《锋刃》第2期，十六开本，内文胶印，封面为红皮，突出黑体大字“锋刃”，副题为“中国民间先锋诗群实力大展”，我才知此为吕叶主编。为此我兴奋不已，朋友大度把这本《锋刃》割让给我。很奇怪，我为什么如此兴奋？是因为“民间先锋诗群”这一虚名？也就是说90年代一直存在“民间诗歌”吗（需要提醒的是，“民间诗歌”并不等于是后来的“民间立场”）？那个时候存在一种观念：民间诗歌是对抗主流诗歌，也就是官方正统诗歌。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眼熟，所谓“民间诗歌”，这不就是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最后延续吗？原来如此。
在进入九十年代，诗人的个人化写作深入诗歌写作内部，面临着时代转型的复杂影响，可以说消解了那种八十年代集体狂欢的、同一的言说方式，而把写作建立在一种更为独立的、沉潜的个人的基石上，在告别集体态势的前提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所以“民间诗歌”在九十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是自我麻醉的幻像，暗示着我们浮躁的心态。但这一切在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微妙的变化。
因此，就吕叶主编的《锋刃》第2期而言，作者群看上去可谓庞大，同仁有吕叶、张修林、颜峻、罗道坤、马永波、沈苇、师永刚、野马、朱杰、游刃、叶舟、戈鱼、周俊、秦巴子、楚人、罗盘、孟国平、大刀、狼人(赵卡)、施浩、蓝角、*挺松、游太平、汤养宗等等，还有几十人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可以说是把近几年来沉积于地下而又分散活跃于地下的民间诗群基本上较大部分展示出来，语言何等狂欢，但是在大杂烩形式下确实显示不出独特的诗歌文本。现在回头看，所谓“民间诗歌”究竟说明了什么？而且，“民间诗歌”本身是可疑的，要说是“伪先锋”也不过分，因为在当时，很多诗人并未意识到八十年代诗歌运动已经结束了。而且尚未确立和解决诗歌的语言与技艺问题。也就是说，在商品化潮流面前寻求与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自觉的探求与自觉的突进似乎不多。
自第2期始，吕叶似乎慢慢觉醒，特别是年和年对他来说是关键的两年，他的巨大潜力即将被挖掘出来，这一点该属于他的功不可没的良师益友孙文，正是孙文在上海、在四川一路开启了吕叶的思路，使之豁然开朗。这是我后来从吕叶的文章才知道的。当然，这期间我开始与吕叶通信，也就是说那一年是年，我正式“认识”了吕叶这位友人，此后20年时光见证了友情岁月。
3
可以说明的是，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具有探索精神但艺术品质无法得到确认的诗歌作品刊
发渠道不畅。一些在诗艺上有抱负的新锐诗人“被迫”自己发表，组织诗社，办起了“刊物”，我们办民刊竟然基于解决发表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而且，从九十年代开始，森子在河南做《阵地》民刊，梁晓明在杭州做《北回归线》，臧棣、西渡做的《发现》等等民刊，主要是他们起点高，有稳定的同仁圈子，有效的写作保证了民刊的高质量高水平。以这个要求来看吕叶本身，可谓是勉为其难，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谁也不会想到年为吕叶的《锋刃》第三期找一个不同凡响且能为我们接受的突破口：个性写作，使得《锋刃》完成了华丽的转变。我觉得这一年的《锋刃》载入当代诗歌史（这一点在若干年后我还真见到了）。
年春天，我在老家去邮局取邮件，收到一件已经破损的大信封，里面有两本第3期《锋刃》，铅印（就是“铅与火”制做的，很奇怪，已经进入胶印时代，《锋刃》这次怎么重拾铅印了？我猜测是经费原因。但可以反过来看，这一期以铅印方式体现厚重），还夹有吕叶的信笺，信的内容大意是为第三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时间和金钱，甚至冒着家人不理解的压力，第三期正是他期翼达到他所希望的，字迹流露了他那种志在必得的成就感。我当时立即回了一信，表示我的惊喜和热烈祝贺。
两本第3期的《锋刃》我留下了一本，另一本我到现在不记得到底送与谁了，这无关紧要。还是封面红皮，无刊名，翻开你看到的是黑底白字：“锋刃”（年5月吕叶在新浪微博解释说，封面本来是黑底白字，由于觉得难看，索性再加了红皮套在这本《锋刃》，又因为经费原因，没能再印上刊名）。在这一期的份量厚重的《锋刃》读到王家新的《坚续的到达》《反向》、余怒的长诗《猛兽》、叶舟的长诗《大敦煌》、楚子的长诗《狂暴的风》，阿坚的组诗、还有伊沙、严力、海上等作品，集中的是真正的少数人作品。最令人注目，吕叶和孙文在第三期对话录中明确提出了“个性写作”。也就是说，“个性写作”是一种质的飞跃。因为要把不同风格、而又彼此独立很难接近的诗人放在一起，这就需要吕叶的智慧与勇气，也正好印证了《锋刃》提倡的“个性写作”。
吕叶和孙文对话录提出的“个性写作”，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人化写作，在民刊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作为民刊《锋刃》是参与中国当代诗进程的有效手段。因此第3期《锋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诗人、批评家比较看重《锋刃》，认为这是九十年代中期最好的民刊之一，之后再没有其它民刊能够超越《锋刃》第3期。即使“九十年代诗歌”覆盖了一个年代的历史，最大的亮点的确当之无愧属于《锋刃》第三期。
4
那一年，我对第3期《锋刃》爱不释手。记得那时我在乡下，我经常带这本《锋刃》到河畔走走，偶尔坐下来或躺下来，翻阅《锋刃》，最喜欢读的是余怒的长诗《猛兽》、王家新的《反向》和叶舟的长诗《大敦煌》，直到夕阳斜下。
在那个时候，能够读到好东西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诗歌学习者。我深知诗歌的外在环境不似今天这般宽松，那个时候环境真的很严，更别说民间刊物了，能够做出来实属不易，甚至冒着风险。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九十年代的诗歌民刊，并非出于对*治意识形态的对抗，更非掺合了某种*治观念，说到底，首先是诗，我们写的是诗，我们读的还是诗，其次是诗人有独立的思考与见解，除此别无他法。所以民刊在外在的管制、打压中顽强缝中求生，像石板下的野草，只要有呼吸的一孔，依然能悄悄地生长，谁也阻止不了这一绿意。
所谓“地下刊物”，所谓“地下诗人”，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很多诗人喜欢打着这一招牌来为自己渡金。其实九十年代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下刊物”或“地下诗人”，他们以为自己的刊物只要被查封就是“地下刊物”了？只要自己还在外在监控下就是“地下诗人”了？哈哈。很显然，“地下”只是*治术语，相对与“地上”而言，“地下”更是渡金粉，谁都想饰一饰。诗人首先是写作独立的诗人，与地下地上没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客。民刊更不用说了，在商业化大浪潮下，民刊的性质只能定位非正式出版物，看不清这一点，无疑是装逼。
我历来不认为《锋刃》是“地下刊物”，事实上它与当下创作主流倾向是戳然相反，作为少数诗歌民刊《锋刃》试图维系艺术秩序的努力也一直在持续着，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湿地风景，即使传播影响的力度有限，但还是起到了震动诗歌界的作用，并给予了《锋刃》以自尊和自信。
你在九十年代公开刊物《诗歌报月刊》《诗神》《星星》《大河诗刊》《当代诗歌》读惯了那种“温情脉脉”的东西，但年的《锋刃》给你带来阅读上的震撼，是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锋刃》第3期确立了某种艺术秩序和审美标准，应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后来在两期的四川民刊《诗镜》显彰出来（三年后即年《锋刃》与四川民刊《诗研究》合并在成都重新出刊《诗镜》民刊）。
5
年后，吕叶像是完成了重要使命，投身于商业大潮，《锋刃》便告一段落。至少，吕叶成就了《锋刃》的传奇。
再之后的年和0年，吕叶与四川的朋友一并出了两期《诗镜》。21新世纪以后，进入网络发达的时代，公开刊物对传播的垄断性被破除了（同时也对基本的门槛破除了，诗歌开始泛滥化），2年吕叶有心想让《锋刃》第4期单独复刊，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复刊。直到年终于复刊第4期，年初春出版了《锋刃》第5期。不得不说，这两期我到现在坚持认为没能超过年的《锋刃》，它成了无法超越的高峰，这就是《锋刃》注定的命运，也许在更长的时间或者未来里，只能绕开它继续走，但是，能绕开得了吗？当前的很多民刊的文本尺度过于宽松，从整体上文本质量赶不上印刷质量，缺乏卓尔不群的同人性质和令人信服的文本。
如果要我列九十年代的十大民刊，《锋刃》是必不可缺的；如果列三大民刊，《锋刃》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无疑，民刊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新诗小传统，尽管外界对精神取向大多待暧昧态度，但正因为如此，民刊的意义自会由时间来呈显，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优秀文本，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言说和书写，在于很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泾渭分明，又复杂纠缠的基本图景。
也许，在这样的年头，提倡“民刊”这个名称已不合适宜，但它仍然准确地定位于“非正式出版物”，即使过渡到“独立出版”的环境下，即使它现在可以在各独立书店寄售的情况下（当然包括网上销售，读者对象不再是限于一对一的诗人），在这里，“非正式出版物”其实不单由资金来源和便利条件所界定，事实上，是否具有“独立出版精神”——最精神和风格上的独立，才是不可轻视的因素。
本文谨以此献给《锋刃》20周年纪念，并向吕叶致敬。
◇唐朝晖
我们的，二十年
我不知道每个人会有多少个二十年。我的二个二十年在突然之间、在清醒之前，就过去了。甚至，我想给清醒两个字打上引号，因为，只是我个人感觉到了自己的清醒在萌芽，第一片嫩嫩的叶子刚有破土的感觉，只能祈愿这不是现实给我的一个玩笑，一个幻觉。虽然，我试图用我这一年的诗歌来证明自己的改变。
二十年，回望，我不相信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在的，站在那里，在那家乡的小县城里，站在那街道的路灯下，城市还是小的，但干净，因为，那是曾经的小城，那个永远都在时空。
他们都生活在那个曾经的点，他们没有随我来到现在。各个时期的我生活在各个曾经生活过的点上，他们也在等我一次次以各种方式回家，与他们会面，与他们拥抱，甚至是流泪，更多是感动，和一切都在的。
譬如现在，我就用文字的标尺，试探着载我回到与《锋刃》相关的二十年，与《锋刃》相关就与吕叶相关，没有吕叶，也就没有《锋刃》，他是命名者和萌芽者，他是鼓动船帆前进的风，也是那条船上的水手，我们都逃不脱水手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活推进大海，听海水的声音，看海上的日出，感受海水冲上甲板的感觉。我们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生活，都是由各个微小的粒子般的点构成。
点构成了线。
在那曾经的二十年的线段里，我走进去，带着现在的身体，蹲下来，去掉层层可笑的傲慢，和私欲的色相，回到尊严的坐位，回到朋友的纯净，回到人与诗歌的纯度，回到简单的人。
我把那些重重地压进土石里的点，把开在树旁的花，那些让我久远得二十年里始终闻得到香味的点，我打开过去的那一扇扇院门，远远地看见自己，浮在文字的水面，希望我的文字如火，远远地走进去，点亮过去的一个点点，让他燃烧，继续照亮今天的我。
我今天走进的点，是他。
他，现在指的是吕叶，高个，廋，眼镜，在我的标准里属于帅气的类型，眼睛不大，好像是，我看见过去的那个吕叶，有点小小的胡子，浅浅地长在白净的脸上。必须感谢他把朝晖这两个字给让出来，让给了诗歌中的我，父母给他的名字是：吕朝晖。这朝晖两字，给了我不少亲切的感觉。
他来自于很远的地方：湖南衡阳。那个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于没有走出过湘乡小城的我们来说，他就来自远方，他就是远方的诗人在我们身边，到最后，我们都几乎就把他当成了湘乡籍的诗人，他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我们几个好兄弟中，唯一的一位非湘乡人士。他在湘乡的文学圈子里，现在回忆起来，应该只与楚子、李静民、湘水和我有往来。这几位朋友始终如一地是在一起，从这点来看，他是一位很念旧的人。
以上都不是那些曾经的点，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我去了，去看望曾经的自己和朋友们。他们在那里还好吗？
回去的地点是湖南省湘乡市。时间是年。
《锋刃》杂志第三期出来了，大开本，纯红色的封面，纯黑色的扉页，纯粹的诗歌作品，我和吕叶拿着第一本样刊，从湘乡市印刷厂回到我们工厂的那条街道，名为新湘路，路的西边，一家临街的小饭店里，我们叫了几个菜。
吕叶说，可惜你不喝酒。
那我喝茶，你喝酒。我为吕叶叫了一瓶湘乡啤酒。
我们两个人的激动就是不断地碰杯，茶和酒的碰撞，暗喻着诗歌的精神：纯度、提炼，和大自然的阳光，和环境，就是诗歌。
我和吕叶坐得很近，当时，我对那些来到我身边的工人同事完全忘记了，只是在不断地与吕叶说话，说着这些诗歌的力量，说着后面几期的计划，我们说的内容里，带了不少当读者看到这本刊物的心情。
我们两人不停地翻开《锋刃》，杂志是刀，诗歌是刃。锋刃终于要血刃江湖了，让人惊喜。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即使换在今天，我的激动也是同样的，何况，那时候更加的简单朴素，眼睛里只有纯粹的诗歌，没有其他的杂质杂念。
看着街道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骑着单车，走着路，从工厂的大门进去，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他们穿着与我一样的工作制服，他们成百上千的人流，汇集成一个人，汇集成很多人，流过我的眼睛，那些流动是我日后的流动，把我流向更远的地方，但那个记忆的点，永恒地留在那里，留在诗歌里。像电影的一个画面：我们与《锋刃》静坐在小饭店里，十米远的地方就是劳动者——工人，成千地流动着。流动在一起，
每次回湘乡，我都会经过那里，都会看看那家不断更换招牌的小店，后来，那一排房子都拆了，在原地起了更多的门面，但我依旧记得那个位置，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
吕叶说，你不喝酒，也很好，这样的庆祝显得与众不同。这相对于当今的首发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方式。我们从中午吃到下午。
后来，我帮吕叶把《锋刃》杂志邮寄给了全国各地的诗人们，那时候，交下了一批很老的很纯粹的诗人朋友，即使今天遇上，那份感觉也是与众不同的。
让我的文字换一个点，换一个场地。时间是年的现场，问候那个时候的我们。
年，我已经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工厂，离开了湘乡，到了长沙。吕叶也在长沙扎了根，生意的鲜花随三湘四水做得不错，侵染着他的生活。
吕叶通知我参加“衡山诗会筹备会”。
筹备会的参与者，依旧是吕叶多年，也是现在的合作者和老朋友，四川诗人和湖南诗人，而湖南基本上限定在长沙和湘乡。
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大量细节被清除，甚至于那次在南岳住在哪里？吃在哪里？都想不起来了，但记住了所有去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场景如石头般重重地砸在我记忆的土地之中，让我在后来，一直到现在都经常浮现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温暖着我。
我们一行近二十人，在南岳的山上攀爬，树木葱郁，远方的远方,看得到的地方,全部是山和树，层层叠叠，其他路人的身影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他们的声音通过树林的缝隙远远地传过来，依稀可辨。
恍惚间，置身于梦境，杂质的东西被夜过滤。我们走的路不是大路，有杂草，轻轻地绕开荆棘，山坡斜度较大，我回头，诗人们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山坡上，往上走，目的地应该是住宿地。这个场面应和着我的诗歌命运：在荆棘中向上攀爬，希望看到日出，或感受大自然的灵气，得以受到上天的神启。
我们边走边谈论即将召开诗会时的分工和议程，以及对对参会人员的各种要求。
之后的那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那是一次影响着中国诗坛的会议。
后来，因为我的无根和浪迹，因为少了青年时期那种单纯的交流，记忆的场景浅浅地浮在水面，让我怀念。一生有这么好的朋友，从青年走到中年的山头，回望二十年前的他们，回望二十之后的他们，我们只能感慨：道之玄谜……
今天，因为诗歌的漩涡，因为《锋刃》的漩涡，我之前的二十年，和今天的我，借《锋刃》，重新亮刀……是否有刃，只能由时间审判，时间会说话。
◇安 琪
永远未完成（节选）
——我的诗歌自述（——2）
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
——题记
一
年2月，来自漳州文联《南方》杂志主编杨西北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时我在漳州市浦南中学当语文老师，因为自小就热爱文学且有志于当一名作家，因此一直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事务，譬如在漳州师院读书时主编班级刊物《星贝》，担任院文学社《九龙江》杂志的编委，大学期间就有小散文在市级刊物发表，等等。这一切说起来无甚希奇，大抵都是文学青年的必由之路。
年起，全国各地大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我也被约请采写《浦南镇民间文学卷》，白天在学校上课，课余就走乡访村收集散落于村巷间的民间故事、谚语和歌谣，半年下来，居然把书做成并获得市、区宣传部门的表彰，杨西北大抵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我的。
杨西北，男，年出生，散文家。其父为漳州现代文学史上三大家之一杨骚（另两大家为林语堂和许地山）。得自乃父遗传，不写诗的杨西北身上有着潜流的浪漫气息，喜穿格子衬衣，牛仔裤，不经意间会顺口吹出悦耳的口哨，还不是单音，而是一支完整的歌曲。话说二月的某一天，我接到杨西北打到家里的电话，约我到文联谈一件与诗有关的事，我自然欣然领命。
漳州文联是整个市府大院唯一漆成乳白色的老式小平房，它独立在一个高高的陡坡上，安静而幽暗。那个下午，文联散发着古旧气息的小会议室里杨西北向我介绍了椅子上一个头发微疏、皮肤微黑、眼睛很大、身材很壮的中年男人：“来，江滨（在漳州，时至今日，大家都叫我*江滨），介绍一下，这是漳浦诗人道辉，刚从北京回来。”
道辉，年出生于福建漳浦县（隶属漳州市），诗人。
言谈间才知，道辉和几个朋友集资要和《南方》杂志合作，编选《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一书，当时这类编选方式很流行，大量搜集诗歌爱好者地址，寄去邀请函，待对方把诗寄来后经选合格再发去通知函，让对方交纳一定数量的购书费。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还是很兴盛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上没有网络，纸刊的发表又很困难，当时的诗歌爱好者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入选一些选本很普遍。
杨西北知道我爱好诗歌，也在《闽南日报》发表过若干，于是邀请我加盟编委会，业余帮助收发登记各地作者的稿件及购书款。
幽暗的漳州文联因为《鉴赏》的编辑工作而聚集起一个个诗歌爱好者而诗意盎然起来，大家在一起触动和交流，不知不觉，一个小圈子形成了，核心人物自然是道辉。这一个个性顽强的诗歌狂热分子，用他从北京学得的诗歌教义改变着靠近他的人的生命流向和思维走势，并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和写作模式，其中尤以最先接近他的我为最，我所视为的道辉对我的启蒙作用缘自于此。
在认识道辉前，我像所有那一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在青春期写作的惯性之路上涂了几笔，然后又在浅阅读中喜欢上那些文以载道的东西，家里虽然买了柔刚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王家新、沈睿合编的诸多西方现代诗选，但因为自身没有进入现代诗写作的缘故，对那些书的感受并不深。认识道辉后，我对诗歌的体认慢慢发生改变。
为什么古人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里面包含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区别，一把刀亲自插在你身上和你看到一把刀插在别人身上那种感受是不同的。道辉的语言道辉的文本就是那样一把亲自插在我们身上的刀，血淋而尖锐。我循着道辉的语言去阅读红皮书和海子并且强烈地被海子吸引，他的生命状态他的奋不顾身的燃烧，一下子烧到了我，我感觉自己也被他带动出满腔沸腾的热血，随同他在文字的空气中呼吸、起落。
我的气质中与海子呼应的那部分活了起来，它们是我写下《干蚂蚁》《未完成》《节律》三首获得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的动力。王光明教授当年撰写的授奖词如此表述到：“安琪在《节律》、《未完成》和《干蚂蚁》三首长诗中，以对矛盾、冲突的语境的出色组织，以对感觉、想象、语言和旋律的成功驾驭，沉郁有力地歌唱了爱情、诗歌和死亡的崇高主题，使这些主题中许多分裂的个人感觉得到了想象和语言的整合，从而丰富了读者对它们的感受和意识。这是内心痛苦得紧缩，而精神却在光的引领下向上飞扬的诗歌，受到了本届评委的普遍肯定。”这段话似乎有着与海子诗写状态相一致的描摹，而到后来诗论家燎原教授、向卫国副教授、赵思运教授都在关于我的诗歌评论中把我和海子做了类比这一切就决非空穴来风。
年距离海子之死才3年，死亡意识笼罩着中国诗界，道辉在这一年创办的“新死亡诗派”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他那时爱说的“死了就算”的消极理念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理解成“生命是短暂的，必须有所作为”很符合我从小就根深蒂固的“决不碌碌无为虚度此生”的个人展望。这一切杂糅起来，构成了海子与我的契合，我对海子文本直达本质的感悟也因此较其他同期阅读海子的漳州诗人更为深刻也更为致命。
我以后的路基本铺就在海子的阴影上：动物般的恐惧和激情与毁灭的加速度。
二
九十年代初创办民刊虽然不用承担七、八十年代那样大的风险，但也决不像九十年代末以后那样宽松。那时，民刊还是非法出版物，印刷的单位并不容易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死亡诗派的运作自然有些地下*一样的不安和刺激。我们这些早期成员，疯了似地写，暗中较着劲地写，写完后互相交流并且接受道辉毫不客气的挑剔和批评。这些，都是新死亡诗派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今天，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和道辉进行了电话交流，这是我们中断联系近十年后我第二次给他电话，第一次是我要收他进《中间代诗全集》的年11月，在最后关头我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把道辉收进来，当道辉收到收有他作品的《中间代诗全集》后打来电话说“江滨这一生你够本了，进棺材可以拿这套书当枕头了。”
呵呵，这祝贺的话听起来怎这么别扭呢？
漳州这路诗风事实上就是对语言的变革。采用的模式就像练《葵花宝典》，先自我破坏，把原来接受的一切教育无论生活的道德的全部打碎，从思想上行动上颠覆既有的概念后产生的文字自然跟着破碎而凌乱，这种全新的创作方法流泻出来的文本使作者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而惊奇。那时候，大家比赛着折磨语言——让词语和词语的组合完全的不着调，美其名推陈出新。时隔多年我发现，这是一段必要的语言训练，就像练武功的人必须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一样，过了这个槛才算入了诗歌的门。
入了诗歌之门后我的主要作品除了获得柔刚奖的那三首长诗外还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红苹果》《语言的白色部分》（五首）《奔跑的栅栏》（五首）《灯人》《任性的点》《手术室》《火中的女子》等等。这一时期的写作结集成诗集《奔跑的栅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向乐于推举新人的孙绍振教授为此作序。在序中他说：“在她的诗歌创作中，她奉行的不是追随传统的诗歌美学原则的一致，而是对于传统的诗歌美学的叛乱。不管是中国古典的意境还是西方古典的激情，都成她拒绝的目标。她显然是属于受了现代诗歌乃至后现代诗歌影响的年青的一代。在呕心沥血的语言解构和重新建构中，所追求的是某种感觉的自由和纷繁。为了这种感觉的高度自由，她不惜牺牲了讨人喜欢的传统的感觉的思绪的连续，因为那只能导致感觉的单一和平面。”
是的，对当时的漳州诗群而言，典雅、抒情、美，甚至思想，都是传统的要屏弃的对象，大家深信，只要把语言琢磨到极致，让笔下的每一句话都不像常人所言，那才是最高境界。当然，鉴于我所受到的纯正的中文系教育，我对不按常规出牌的语言留有余地，我的写作也因此呈现了一种新奇语感和隐秘涵义的相对协调的组合，也许这就是我在发表及被接受上比较快的原因？
年5月18日对我是值得记忆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一口气写出了五首短诗，其中就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首被视为我的成名作的13行短制。它的意义在于它神秘的暗示性，诗中反复追问的“词”与“爱人”颇富象征意义：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意的是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诗人她在意的则是什么样的词，在“明天”这个永远后移的虚拟时间里，“词”和“爱人”纠结缠绕，像一对不可调和的冤家对头忸怩、抗拒而最终，词取得了胜利，它把爱人藏进它的阴暗里。多年以后，张德明副教授在解读这首诗中如此定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正是她生命状态与未来理想的自供状……它似乎暗示了诗人相恋于诗歌、追求诗性生活的某种难以逆料的命运。”
正如每个诗人一生中都要出手个把一语成谶的诗作或句子一样，《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成为我今后命运的指向。其中，“词”在1年后被认定为“中间代”，“爱人”则是我一生中无法亮在阳光下的阴暗存在。
需要提及的是年我曾自印的一本诗风改变前后的作品集《歌·水上红月》，那是一本几乎已被我忽略不计的书。唯一值得一记的是为此诗集作序的杨少衡，当时他担任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这样的身份为无名的我作序实在也是一种鼓励。就是那样一本被今日的我弃之不顾的诗集，在语言上已透露出迥然有别于漳州这个农业城市的全新风貌，以至杨少衡在序言中说：“忽然有一天，*江滨写到，‘一只鸟就是我灵*的一个花圈，它高飞着/我不知道哪一只将落到我头上’于是我们惊讶，她究竟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杨少衡，男，年出生于漳州，小说家，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
三
语言可以创造一切，语言就是一切！在语言这条狂狗的追逐下，我开始了长诗写作。时在年，此时，中国大陆先锋诗界的长诗写作渐成气候，伊沙、哑石、马永波、叶匡*、余怒、史幼波等后来归属于中间代诗群的诗人先后出手了大量长诗、组诗，它们极大地刺激了漳州诗群长诗写作的欲望，大家摩拳擦掌，各自埋头苦写起来。
在我看来，长诗写作才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终检验，叶橹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长诗创作上孜孜以求，内心充满的必是形而上的果敢亦即宏大高远的历史抱负。如果说，短诗创作可以凭借瞬间灵感闪现一蹴而就的话，长诗写作则无此种可能，它与一个人的呼吸长短、精神气脉、血质底蕴有关，与一个人认识世界、经历生活、丰富内心有关。我在年开始的长诗写作说到底是生命行走到一个时段的必然产物。
那时候我已从乡下中学调到芗城区文化馆，我结婚生女，作品在全国大面积发表，出席了福建省文代会，当上了漳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而且还是芗城区拔尖人才、*协常委，种种迹象表明，我家庭和美，前途光明。一个人因为写作而能达到的生存状态的最大改善似乎都已实现，也许我该心满意足，安于现状？事实却是，我因为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而产生的诗歌文本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
诗歌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提供给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存在，所谓精神世界。它自足、丰盈，有着用语言搭建出的奇幻屋舍，不同的语言搭建出的屋舍是不同的，每个人也因此都能在不同屋舍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同道。大家于是各自欢喜。如果说漳州诗群走的是荆棘丛生的坎坷的语言小径的话，当时在福建非常受宠的闽东诗群走的则是阳光大道。他们题材主流、语言优美，他们讴歌大地讴歌母亲的诗篇多次在省作协获奖，所得到的社会和生活的回报也非常丰厚。
这样两个迥异其趣的诗群必然产生严重碰撞，事故也将由此发生。有意思的是，在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福建省首届青年先锋诗人作品研讨会”上，我居然和闽东诗群走得最近，原因是我请闽东《丑石诗报》创办人刘伟雄、谢宜兴开车带我到福州邮局邮寄刚刚领到的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奖金5元。当时福建没有通高速公路，福州至漳州的路程需要一天且午餐是在泉州路边的一个小破餐厅吃的，我很为身上的巨款发愁，刘谢适时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交往的一个温暖的开始。
虽然如此，在诗歌写作上我自然秉持漳州立场，和他们几乎势不两立。有一次刘伟雄到漳州出差，我带他去看龙海木棉庵、南靖土楼、漳浦赵家堡，游玩过程及吃饭、到南山书社，我们都在激烈地诗歌论辩。刘伟雄在随后撰写的《安琪印象》中说：“就在那个夜晚，有关诗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在书店出来后大干一场。安琪对闽东诗群枪挑剑击，并认为在传统诗歌影响之下的闽东诗人们走入死胡同，只能是永远无法出彩的黑白电视，这样的写作方式必然让诗歌走向消亡等等等等。一碗面条吃完后看到安琪正抽笔在新买的书的扉页上涂满了她的见解。她对我顽固不化的写作态度和愚钝的语言深表失望和愤怒！”
至今我依然会为当时的强烈与执着惊叹，带着对一切陈腐语言连同陈腐语言带来的陈腐环境的痛恨，我执意进行一种更为疯狂激昂的破坏性写作。布罗斯基的名言“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道出了生活和语言的关系：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也成立。多年的不按常规的语言训练已改变了我的思维，并将进而改变我的生活，此为后话。
语言的烈焰一旦燃烧，全身的器官、细胞、毛细血孔就仿佛惊醒过来一样易触易感易爱易痛，那个阶段的我常常处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中，心中时常汹涌着万千思绪并很容易地就能把它们转化成诗句。这一时期我写出了《夹住》《事故》《不死：对一场实验的描述》《第三说》《工具论》《加速度》《灰指甲》《失语》《甜卡车》《南山书社》《基础水》等20几首长诗，它们是我当时生活、情感状态的倾情演绎，充斥诗中的绝望、诅咒、呼啸等灾变神情一反前期《干蚂蚁》《未完成》《节律》等长诗写作的清澈、纯粹和神性，而显出了另一种激越的自毁力量。
它们预示了今后我的长诗写作将走向的一个新领地：把生活种种化入诗歌。只有扩大诗歌的写作触须，方能葆有终身写作的可能，因为生活是不会枯竭的，依托于生活的写作也因此不会枯竭！
也许需要为我的完成于年7月的长诗《事故》说几句，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作，它是我迈向为所欲为任性时期长诗写作的开始，虽然它很私人化也很快就被我自己以后众多的长诗文本所淹没以至批评家基本都没注意到它。这首刊登在《东北亚》年卷并收入我的长诗集《任性》的诗甫一写出就被陈仲义教授点评到因为我是拿着打印稿请他当场阅读的，读后他说，你的转变开始了！他并且指着里面的“拿着公鸡说攻击”说，这谐音词用得好，既有画面感，又有暴力的象征意味，你这首诗预示了新的苗头，我将拭目以待。
四
福建很幸运地有了一个持续不断“深挖一口井”（陈仲义《扇形的展开》后记）的批评家陈仲义，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立足于诗歌现场，一路跟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脉络，他对诗人诗作的挖掘才能如此确切到位。福建诗人因为离陈老师近的缘故，他们最新创作的文本也因此有望得到第一时间的推举，如果他们的文本有足够说服力的话。
陈仲义老师是这样一个批评家，只要他看中的批评对象，无论这对象有无影响他都会认准并“深挖”，他看不中的诗人无论多么有名气，他也不会给予评述。所谓慧眼，大抵就是如此，必须是“珠”还混杂在一堆鱼目中的辨认说出才叫本事。优秀的批评家除了自身的理论素质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前瞻性眼光，一种独特的于众相中辨析出细微颤动的视觉和嗅觉能力，一种不遵照习俗判断我行我素甚至惟我独尊的果敢气质，陈仲义老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批评家。
年5月，在漳州举办的“福建省第三届书市”上，我第一见到了蔡其矫、舒婷和陈仲义老师，至今犹记在宾馆第一次看到穿着无袖橙*细花图纹连衣裙的舒婷时我的泣不成声，这是对诗歌的景仰产生的敬畏和激动，是对文字化人物走下书本后的难以置信。
那个晚上，我把写有满满一本诗的大笔记本留在舒婷、陈仲义老师的房间，请他们抽空阅读。很快，这一举动的幸运结果出来了，舒婷、陈仲义老师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推介并评论到我的诗作。前者在年为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组稿“福建青年诗人专辑”中撰写的《退役诗人说三道四》中如此写道：“……惟漳州小女子*江滨（搞什么安琪做笔名嘛），像野地里一棵小草，随风一阵异香我们回眸找到了她。*江滨写诗之轻松，有如杂技上的空中飞人，我们还为她捏一把冷汗，她已荡悠到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方位了。……*江滨造词遣句总是随心所欲，极不常规。我们原不知道‘灯人’、‘任性的点’，她既写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们也只好认了。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于她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爱不释手。我却以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女诗人初试啼声就不矫情、不煽情，只睁大一双好奇的眼睛，把一个被现代文明压榨得了无生趣的世界颠倒过来，翻转成万花筒，这才是*江滨的那只慧眼。”
舒婷老师文中所写到的“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我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的“爱不释手”出自陈老师发表于年第四期《诗探索》上的理论文章《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语感诗学》，内中第三节专题论述我在《红苹果》等诗中所展示的“精神本能的运动形式和一种合目的的无目的实现”的写作方式。
至于2年陈仲义老师阅读完我的《任性》长诗集后撰写的《纸蝶翻飞于涡旋中——论安琪的意识流诗写》把我的写作分成“红月时期”、“栅栏时期”和“任性时期”，则已成为归纳我福建时期写作的重要理论语素被认可。此为后话。
整个九十年代，我获得的来自著名诗人、批评家文字肯定的并不多，舒陈二师对我的发现因此更显重要。一个人的写作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坚持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外力鼓劲和推助，发表是一个，批评家的照射更是一个。我在九十年代发表数量之多和受到批评家的
正当陈老师拭目以待的关头，一个有着坚毅眼神、蓬乱发须、雕塑般瘦削面孔的老爹闯进了我的生活，他的名字叫庞德。
五
我在回忆之始把笔墨更多地给予道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感于学界的“恋父情结”和诗界的“弑父情结”之反差，在北京，我得以认识众多学界中人，他们一路从本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走了过来，有着众多的同门师兄弟。因为同“门”，他们格外亲近，对掌门人的尊崇也格外盛大。学界中就有洪子诚之洪家*，吴思敬之吴门弟子，吕进之吕家*等称谓。
反观诗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但凡一被问到“你的诗承”或“对你影响最大的诗人”，回答者大都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列举一堆古代的外国的就楞是不说中国当代特别是身边诗友。想来诗歌写作讲究的是原创，诗人自然也希望自己就如横空出世的天才一样神龙不见首和尾。我自己也是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不断修炼方能有此敞开透明的心态，事实上自年起道辉和我因为难以缕清的恩怨而产生极大的嫌隙，彼此间的往来已近乎隔绝。但我不能因此抹杀他对我现代诗写作的开启之恩。
如果用河流来比喻的话可以说，道辉帮我开掘出了现代诗写作之河，这河初始时是浅显的，细微的，但因着我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和天赋的激情，这河流不仅从未断过而且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不断遇到支流的注入而渐趋丰满强盛，这支流的来源很多，人文地理、人生遭际都是，前面所述的海子对我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海子支流”，它呼应了我献身诗歌的热血。现在，一条更强有力的支流出现了——“庞德支流”！
年12月（我大致推算出的一个时间），南山书社，当我的食指和大拇指合作抽出《比萨诗章》时，庞德强劲的个人意志、旺盛的诗歌创作、不倦的诗事活动以及勃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瞬间附体到我身上。我在那个晚上打开了《比萨诗章》从此也打开了我走向任性之途。
前面我写到长诗《事故》对我创作的意义在于我懂得了“让生活入诗”，但这里的生活还是限制在我自己的生活，虽然我知道社会万象也可以入诗但不知如何下笔，我还没有掌握用现代主义语汇去表达宏大的社会、人生、思想等种种复杂情状的能力，而庞德却轻易就做到了，他的《比萨诗章》完全是现代主义语言，所涵纳的内容却是那么广博、深奥。我如获至宝，一遍遍阅读《诗章》，我仿佛和《诗章》有了感应，我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我方向明确斩钉截铁写下这么一句说气吞山河也好说不自量力也罢的诗观：“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这句被赵思运教授定位为“显示出卓绝勇气和英雄气概”的诗观是我在年喷发出了《任性》《纸空气》《九寨沟》《张家界》《西藏》《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五月五，灵*烹煮者的实验仪式》《之七》《越界》《手工活》《星期日》《传奇》《时间屋》《在劫难逃》等20几首长诗后的产物。它们直接指向的将是0年3月29日的《轮回碑》。
我用河流形容支流对我的注入，那是整体形态的比喻。另一个比较动态的比喻也许应该是火山爆发，在我体内一定蕴藏着丰富的诗歌火山群，平时它们呈现安静的死亡假象，被上覆岩层围压着，这里的上覆岩层指的是常态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内力的积聚上升到一定高度并经由外力某人某事某物某情某景的推动，两力相撞，内部地壳急剧变动，终至自我炸裂而喷发。我属于爆烈式喷发，也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喷出大量高密度气体和碎屑物质的那种，它们完全非我所能掌控，我经常在火山喷发的晕眩中挥笔急书，无论多么长的诗作都必须一气呵成，犹如火山一气喷发完毕才会做短暂休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几十首长诗写作大都完成于——0年而没有分散到各个时段的缘故。1年底，我从中精选出45首结集成长诗集《任性》，为了节省经费，我用了小五号字，很担心收到的诗人、批评家不阅读，就专门打印了一张小纸条，说明，这是一本我个人很珍视的长诗选，里面必有值得阅读的价值所在，希望收到的老师朋友认真对待。这件事后来被诗人刘春写进他关于我的评论文章中。
而另一个传回来的信息时，我的某个朋友到福州拜访孙绍振教授时正遇到孙教授把成堆收到的书安排给他的弟子们接收，当拿到我的《任性》时，孙教授读着书里夹寄的纸条笑着说，这海边的小女子就是泼辣，于坚给我寄书也不敢要求我读啊。
朋友转述说当时大家都笑了，他也因此记忆深刻，决定要认识一下我这个“海边的小女子”。
长诗集《任性》的出笼预示着我的长诗写作达到颠峰状态，它将把我带到何处？“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任性》一诗的结尾如是说。
六
“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年5月31日（确切地说应是6月1日凌晨），我在打下这个句子后非常疲惫，此前的5月23——30日，我刚参加完省作协组织的“5·23漳州采风活动”，这个来自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日子已成为各地宣传部、文联的一个近似法定的节日，每到这天，必有相关的座谈、颁奖或采风活动。
这一年，省作协组织了采风团分赴各地，成员安排为省里若干个加上所在地若干个组成一个团，我们这个团有蔡其矫、谢宜兴、我三个诗人，其他的就是作家、摄影家、画家、演艺工作者等共计13人（他们分别以廖、柯、沈、庄男、庄女、方、刘、邱等姓氏在诗中出现），行程安排是漳州的水路线暨龙海、漳浦、平和、云霄、东山，为期一周的欢乐时光从蔡其矫老师大巴上的第一句话开始：“旅游就是艳遇”，蔡老师在大巴开动的第一刻说出的这句俏皮话引来全车喧哗尖叫不断。
今天，当我回忆写作《任性》的文思泉涌时我蓦然发觉，正是蔡老的存在才使我们那个团队充满肆意而又欢快的释放。当时蔡老已83岁，却依然保持他热爱自然热爱美女的本性，在天福茶庄，东道主安排姑娘为我们表演了茶道之后请蔡老题词，蔡老挥毫写下“茶如美女”，事先没目测准，写到“如”后剩下的空白只够一字，我于是建议就写“茶如女”，蔡老说，要得要得，并偷偷跟我说，以后题词都你来想。后来到平和，当地仍然要这些著名人士题词，我想出的一句是“我们时代的行程”由年轻的书法家沈一挥而就。沈书写时头发一甩的那份激昂依然能使此刻的我微笑，并且心荡神驰起来。
30号结束的采风31号写出的《任性》证明了我火山喷发的写作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切入事件，按《国际歌》的说法是“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在《任性》中，我整合进了人文经典、自然景点、人物对话、活动感受等等，我并且有意让景点中的对联词句譬如“一帘花影云拖地”“一镇乾坤”，让景点中的纪念人物譬如女娲、*道周等参与我的诗歌创作，它/他们在诗中的现身无疑丰富了文本的历史含量并形成了时空交替的奇幻之感。在我看来，这些我们参观的景点，这些在身体意义上已死精神意义上还活着的人物，它/他们无疑将比我们这些参观者恒久，那么，就让它/他们到我的诗作中留下它/他们的语言它/他们的神态吧。看出了我此种写作心思的向卫国副教授一语中的：“所有她的每一首长诗在利用现场的有关材料时，都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重构，其用心之良苦，颇让人感慨……”
从《任性》开始，我的诗歌写作有了质的飞跃。按燎原教授的说法是：“而这一转折的根源，是她此时在自己宽敞的诗歌资源入口，对应出了一个使她的写作具有再生性质的人物——她的庞德老爹。”
继诗人西川第一个看出我受庞德影响并在2年3月读了我寄给他的长诗集《任性》之后回信写到“我尤其认真读了你的诗歌。我发现我们两人在对庞德的兴趣上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一般女诗人都会躲开庞德的混乱。庞德对历史生活的任意切割甚至会令一些男诗人退避三舍。他对某些脆弱的诗歌灵*会形成伤害。但你居然没有被他击倒！了不起！……”之后，燎原教授是第二个明确指出庞德之于我意义的人，他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般而言，这是只有少数男性诗人才具有的雄心和图谋。”
这个“雄心和图谋”在我写下“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后似乎已昭然若揭？但我真的并不是想用这句杀/傻气腾腾的话作结尾，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写作《任性》时状态十分饱满，写到“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时后面还有很多想法但我实在太累了：一方面是采风刚结束身体的疲惫，另一方面则是我已写了前面多行后心理的疲惫，我打算先停下第二天再继续，不料此后就再也接不下了。这句话于是很突兀地单独立在那里，成为我的另一句谶语似的预言。
9-1-29——2-3。北京。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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