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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辉老前辈是民革市级机关老同志,离休干部。他生于年8月,年参加民革组织,从事民革地下宣传工作。解放后长期在成都市文宣系统工作,后担任成都晚报社有关领导职务。他与市级机关支部许多已故老同志一样,在民革组织草创之初便投身革命事业,是民革与中国共产*亲密合作,肝胆相照的亲历者。今年是中国共产*成立周年以及辛亥革命周年,我们从民革市级机关支部有关史料中原文摘录王俊辉老同志的亲述故事,一则告慰故去的老前辈,他们的信念与执着铸造了历史的选择,在“朴素”中孕育着“伟大”;二则以飨今日的读者,亲历者的故事为大家鲜活地展示了民革组织的来时路,前辈们为革命事业的无私奋斗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宝贵传承。
年,我从合川来成都在叔公王熙任经理的《民风日报》印刷厂当印刷工人。那时我非常关心自己的前途,白天努力学习技术,晚上到顺城街基徒教办的夜校读书。由于自己勤奋努力,在三年中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印刷技术,深得王熙的器重。年4月,当时作为民革成都支部负责人之一的王熙,介绍我参加民革川康分会成都支部地下组织,分配我负责印刷民革地下组织的宣传文件。
年《民风日报》停刊,我所在的印刷厂迁往半边桥街66号,租用国民*四川省*部四川通讯社的房屋。按合同规定,印刷厂每天必须先完成通讯社发稿排印任务,后印刷我们承接的社会上的其他印刷业务。四川通讯社名义上是通讯社,实际是国民*四川地方*棍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这里特务活动频繁,在这样的场所印刷民革组织的宣传文件,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不能丢失一件印刷资料,更不能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成都快要解放了,我们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为革命事业多作贡献。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在这个危险环境印刷民革的宣传文件,既有弊,也有利。正因为这里是国民*省*部的一个“窝子”,特务反而很少监控,更有利于掩护我们印刷革命宣传文件。因此,我们决定每天除了印好四川通讯社的稿件外,还有意多接近通讯社的工作人员,主动同他们搞好关系,甚至帮助他们干些杂活,借机把握敌情,以谋取国民*特工人员对我们的信任。这一招很奏效,一些国民*要员和特务常来往这里,但从未怀疑我们,更没有到排字、印刷车间查看,使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刷宣传资料。
但时隔不久,便出现了一次险情。大约是年5月,印刷厂接印了一批*埔*校的印刷资料,在印刷这批资料的同时,我们也急需排印《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一天,*校来一位姓李的毕业留校生(名字记不清了),要求我们调整时间,提前印刷需要的宣传品。民革成员排字工王毅然发现他串进车间,便急忙慌张地打烂一盘排好的版子。*校这人上前抓起铅字,见到有“共产”二字,便向我们提出质问。我在同他们周旋的过程中,王毅然很快转移了排稿,熔化了字钉,使他未抓到任何把柄。当时,王毅然同志精心策划了两个对付方案:一是让我们假意承担责任,说明我们年轻想钱,未经老板同意私自接收了些弄不清楚内容的印件,现在印好的东西已经拿走,望多多包涵。若被老板知道,我们会被开除。今后如印户再来印这类东西,我们一定向他反映。二是如果*校这人向上反映,把问题闹大了,便可能出现抓人封厂的严重事态,我们就准备在严重情况出现之前,寻找机会把他引人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就将其就地处决。后来,*校这人不断纠缠我们,前后近一月。最后他向四川通讯社做了反映,希望通讯社对我们进行监督。但四川通讯社见他拿不出证据,也怕影响通讯社排印出版,就没有过多追问,使这场风波不了了之,我们方才化险为夷。
此后,我们仍然坚持印刷民革地下组织的宣传资料。为了保证印刷的安全,我们在印刷厂内外设岗放哨,掌握敌情,同时把排版的时间安排在夜间人静之时,并将排好的铅版转移到西较场外新罗路18号王菩(民革领导成员)家里印刷。西较场是国民**事机关,在路边设有检查的关卡,两侧架有机枪,械备森严,常对背包的行人进行检查。我们掌握了西较场敌人活动的规律,将排好的铅版用布带缠绕在腰上,在路人来往较多的时候,分期分批地运往王菩家里。因为这里没有印刷机器,我们只好改用手工打样办法一张张地印。
成都解放前夕,为了迎接解放*进城,我们的工作更加繁忙,先后排印了解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以及民革告市民书等宣传资料。在解放*进城时,我们沿街张贴,为安定成都民心作了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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