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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我有很多老师都在北京主流媒体工作。都是普通的编辑。蛩某，《中国XX》资深记者，专门负责革命女性这块的编辑工作。年的春节，主编告诉她，您负责的这块编辑工作，因为老一辈的革命女性年纪大了，并且越来越少，这个板块就暂时先关闭了；汪某，国家某媒体副刊主任，在北京甘家口那带。忽然，主编专门打电话通知说，您这个副刊，每天送出稿费将近到元，也没有赞助单位，就先告一段落吧。前几天，已经听说《成都晚报》要停刊了。我心里知道，这多半是真的。近几年，纸媒停刊的消息，总是从外地传过来。乔万兴，吕东海等都是海南媒体一线人物。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媒体还在，可是他们退出了；河南资深记者温某，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可是现在网络上都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他的所有资料。他们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媒体功臣，可是，他们却无法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他们走了。谁的错都不是，是时代发展太迅猛。
每当一家纸媒停刊，朋友圈里总会激起一圈哀叹之声。朋友圈里许多写作者和前媒体从业者，所以，往往会讲出，自己跟那家停刊的纸媒的往事。“我在那里开过专栏啊！”“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啊！”“我有一个重要报道，是跟他们同时采访的！”这是一份伤感的热闹，仿佛一位名人去世，很多人要写点什么，怀旧一番。我难免要凑这样的热闹。因为在十多年前，纸媒兴盛的时候，我曾先后在很多媒体开设专栏。大大小小，能数出上百家纸媒。更早的时候，二十年前，我在媒体工作，当记者和编辑，换了三个城市，北京、广州和成都。我曾在这三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媒体工作。我许多朋友，也都是这两个阶段积累下来的。
现在轮到《成都晚报》了。因为消息还没正式出来，我犹豫半天，给一位在晚报的朋友发了
在《实习记者》里，我写的是刚刚入行的青年，还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在《看不见的河流》，我写的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媒体人，想扩大自己的空间。两部小说的结尾，年轻人都在出走，他们选择去了南方。在纸媒兴盛的那十多年，跳槽或者被挖角，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和我的同行们，常常处于不停地变化中。现在回溯，才发现，纸媒生长最强劲的时候，其实也已有颓势埋伏。两千零几年，一些锋头正健的媒体朋友，转行去了别处。有几位，进入新兴的网络公司。那时网络公司，前途未明。有几位，退出纸媒的工作，成为专业的写作者。这种转行，有的是出于爱好，更多的是出于压力。
我一位好友，是相当优秀的记者，去了某个网站，就试图把网站改造成做新闻的平台。于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网站的新闻页面，相当活跃好看，成为那个网站内容上最辉煌的阶段。但是，就如记者会从纸媒出走，那位朋友后来又一次转型，去做经济，最后相当成功，成为他所在领域的一方大佬。在那个阶段，离开媒体的人，从现在来看，都已各得其所。比如朋友周浩，早先是《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的摄影记者，后来转行拍摄纪录片，从开始的《高三》、《龙哥》，到这几年的《棉花》、《书记》，他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纪录片导演。成熟的媒体人离开，又有新的媒体人加入。在十年之前，我们没为纸媒感到担忧。甚至有一段时间，网络平台也显得欣欣向荣，充满可能，我还有了错觉，觉得媒体形势大好，人民群众很需要我的文章，纸媒和网媒的约稿，我都写不过来了。
年忽然才意识到冬天来临。当时我们正住在广州。广州曾是我最热爱的城市，那里有我许多朋友，有最好的市民，和他们营造出的城市氛围。以前遇到有理想有冲劲的媒体年轻人，我总是跟他们说，去广州吧，那里有最好的报纸。广州的好，跟那里的报纸分不开。年的时候，各地的纸媒的销量极速下滑。那一年，报纸老总相互交流的经验是怎么少亏损，如何“减负”。在报社的朋友跟我讲起，每个人都害怕被领导叫去，特别是中干。中干来到老总的办公室，老总可能会给出一个数字，那个数字便是让中干去裁掉的人数。我的一位朋友，拿到这个数字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裁员的名单。我虽不在报社，但经常和朋友相聚，在低沉的情绪里，我也能感同身受：就像一艘巨轮，正在缓缓下沉，每个人都站在船舷，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跳还是不跳？什么时候跳？这一年，我在广州媒体工作的朋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辞职了。有编辑，有记者，有中干也有老总。这一次离职潮，跟十来年前的那些可不一样。大家不是有准备、有机会，才选择离开的，而是离开了才开始想，自己的方向。一位离开媒体的朋友跟我讲他的茫然。之前，因为做新闻，好像什么都通，交游广，门路广，但离开了真正要选择做点什么，又发现，每个行业进入都很难，以前积累的人脉，一点用处都没有。激情、经验，全都丢失在纸媒里了，改行做公众平台，公号的规则完全不同，以前的那些经验，甚至都还是负资产。
年、年，好长一阵，都在流行一种“飞猪”的说法，意思是说，只要站在风口上，哪怕你是一只猪，也能飞起来。这种说法，主要是来自我前媒体朋友们。他们离开了媒体，正在积极创业。于是，最热衷传播这“飞猪”的神话。几年下来，没见到哪位朋友飞起来。但也还好，虽然历经折腾，朋友们有的搬了好几个城市，有的换了完全不相关的行业。凭着媒体人比较灵活的脑子，大多都算安定下来了。前两月我又回了一次广州，我发现，没有了那令人骄傲的媒体景象，广州的氛围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留在纸媒的人，许多都处于等待退休的状态，等待自己退休，或者等待纸媒关张，等最后那一只靴子落下。我那位在《成都晚报》的朋友，他告诉我，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他早有心理准备。今天，《成都晚报》即将关闭的消息正式出来，有一位朋友发出了他读《看不见的河流》的感想，我也感叹，我也许永远完成不了我的“新闻三部曲”。好友凌越说，第三部就写一写散失的新闻人吧。我想他一定也相当有感触，他是诗人，是大学老师，十年以前也曾是相当优秀的媒体人。
《苗洪驳斥*河清“金字塔现代伪造”论》
近日，浙江大学*河清教授所谓做了“以图证史：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的直播，指认雅典巴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遗址是现代伪造引发争议。对此，*教授表示，自己用确凿的西方书籍插图和历史照片证明当时不存在埃及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埃及大金字塔是19世纪用混泥凝土建造。西方也有学者质疑西方历史造假，但并非主流言论，未得到主流认可，西方采取冷处理方式。
但是，著名学者苗洪却也以不可逆转的观点批驳了该教授的观点。如果说该教授用确凿的西方书籍插图和历史照片证明了当时不存在埃及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埃及大金字塔是19世纪用混泥凝土建造的话，那么问题来了。首先，西方绘画工艺以粗糙的油画艺术及版画形式为主流绘画的支撑。难道该教授竟然能够从如此粗线条的绘画作品中看出混凝土的成分存在，不是令人发指似的去疯狂颠覆自己的认知？
就算是由混泥土建造的话，那么该教授又如何作出狮身人面像，埃及大金字塔是建造于19世纪的结论呢？最早的混凝土制造方法非常简单，也就是利用粉碎后的石头与其他泥土搅拌而成。对于早在年之前就能发明出造纸，赵州桥的人类来说，利用（混凝土）这种方式从事建筑活动则都不属于什么高级建筑手段。
而另外，由于建造的金字塔石头重量都超过1吨，有的甚至重达两吨半，如此重量的石头只要有能力把它们重叠在一起，一般来说就不会轻易发生倾斜及错位导致倒塌。那么问题又来了，对于19世纪的重工业来说，还没有能力将这么重的石头使用起重机或吊车送到米以上的高度。而另外，根据金字塔的形状倾斜度来看，如果要使两块重达1吨的石头以倾斜20度的角度计算，那么这种混凝土的粘合力则必须要以近8吨的粘合力才能保障金字塔不会倒下。一个很正常的算式就是，混凝土的抗拉强度仅为其抗压强度的1/8～1/13。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据统计，仅在尼罗河下游，就散布着约80座金字塔遗迹。如果一定要说金字塔建造于19世纪，那么又是谁组织了如此大批的劳力。资金去造这个假呢？并且对于进入19世纪的埃及来说，其工业发展相对而言是极其落后的不说，并且距离最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来说，要使西方科技惠及中非的埃及，实在令人费解。更加重要的是，人类进入19世纪之后，大规模的战争连绵不断，中非的农民自己也陷于土地丧失的绝境，及其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的风暴等，根本就使埃及无法建造一个如此庞大的金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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