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个题目是从《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而来。奥威尔是谁？《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书中，作者艾玛·拉金这样写道：
“乔治·奥威尔，”我重复说，“《一九八四》的作者。”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用恍然大悟的眼光看着我，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额头：“你在说先知！”我读过《一九八四》，那是二零一四年去台北时特意在诚品书店买的台版。在谈资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王晓渔老师说出版界的朋友告诉他，不知什么缘故，最近奥威尔的书卖得特别好，印了又印。我也刚刚买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还买了几本汉娜·阿伦特的书。最近这几年明显能感觉到口袋在收紧，去年一批描写苏联和东欧的、“在俄罗斯和东欧都没有被禁的书”在国内突然被下架，似乎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是该储备一些食物准备过冬了，没准哪一天我们就读不到奥威尔和阿伦特了。王晓渔老师讲了《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这本书翻译和出版的故事。他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完成翻译，但直到去年十月这本书才获准出版，三年多的时间里当然发生了很多故事，有许多曲折王晓渔老师没有讲。有读者感谢王晓渔老师翻译了这么一本书，王晓渔老师说应该感谢出版方，尤其是三辉图书，这本书能够出版、且基本没有删减，他们功莫大焉。王晓渔老师说：“出版社的气质和她出版的书的气质相契合的”，他指着三辉图书的标识，“叠放在一起的三本书，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隐喻和期待”。关于《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这本书，王晓渔老师首先问了大家几个问题，读过奥威尔么？是否了解缅甸？观众席一片默然。王晓渔老师问：“那你们为什么来参加这样一个读书分享会呢？”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我想了想，也许有三点理由：奥尔威、王晓渔，还有谈资。就像《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这本书里所言，“他们有什么必要去读……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九八四》里”。但是，人类的天性里总有点好奇，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奥威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至于王晓渔老师，坦率地讲我对他了解不多，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同济选修了他的课，我也许还在哪儿读过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读书人。而谈资，我有朋友在谈资工作，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前我参加过谈资举办的读书分享会，印象不错，收获挺大。王晓渔老师说，来之前他给这次读书分享发言拟了一个题目，叫做“天府之国为何成为不毛之地”。缅甸曾经是亚洲粮仓，故以天府之国称之并不为过。然而经历过民族独立以及**府统治之后，缅甸成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快成为不毛之地了。《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写作于二零一零年缅甸结束**府统治启动民主改革前，作者艾玛·拉金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比如，是什么让缅甸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对缅甸的了解也仅仅限于几个概念：与中国接壤、极权统治、民主转型和昂山素季。王晓渔老师为我们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缅甸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段：上半个世纪，英国殖民地；中间一小段约二十年，独立时期；然后是**府高压统治，约半个世纪；最后是民主转型。除了最后这非常小的一段，缅甸的历史总会让人想起“似曾相识”这四个字来。按照我们所学的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就仿佛被大山给压着，直不起腰的，是不会有安宁和幸福的，最好的生活，当然是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就历史的结果来看，处于英国殖民之下的那段时期反而是缅甸这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光。《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这本书中，一位生于英属缅甸时期的六十四岁的退休老师屯林说：“在英国统治下我们生活得很安宁”，他举例说那时候一个十六岁女孩子独自从南到北旅游可以不用担心安全，“每个晚上我们都能安心入睡，不用担心看不到明天”。被殖民国家独立后，却未必优于被殖民时期，我们又是否可以因此而称赞殖民地？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困境。王晓渔老师认为解释这一现象有两个因素。一是先天的地理条件。缅甸面积大约为英国的三倍，也算得上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民众生活成本较低，这是好事，但同时因此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此相反，雅典的公共制度创新与雅典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雅典人活下去的基础是公共制度的创新。二是悠久的历史也可能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民众形成惯性思维，只愿跟随历史的脚步，而不愿意打开思维。我想到贺卫方教授曾经说过，“开放”比“改革”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影响更大。王晓渔老师特别提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认为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批评当时那种沉沉的暮气，期待以少年之精气神唤醒并鼓舞国人。回头再看艾玛·拉金试图探寻的另一个问题：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奥威尔写过三本书，分别是《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命运特别神秘之处在于，这三部小说实际上讲述了缅甸的近期历史”：《缅甸岁月》记录英国殖民地时期，《动物农庄》讲述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失败的，而《一九八四》描述了恐怖且缺少灵*的反面乌托邦，“精确地描绘出了今日缅甸的图景”。这似乎是一个命定的结果。甚至直到这本书出版时的二零零三年，艾玛·拉金仍心怀恐惧，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写出这本书，必须要有些妥协：我必须更换与我交谈过的缅甸人士的姓名，有时包括他们的地址”。对此，艾玛·拉金是悲伤的。但我们也明确无误地知道，艾玛·拉金对缅甸的未来抱有细微的希望，“我期待有一天奥威尔无意中做出的预言宣告结束，我手中的《一九八四》终于能够合上”。幸运的是，缅甸居然从绝望中开出花来，新世纪的十年之后开始走上民主之路，虽然未来我们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变化，有奥威尔的身影么？王晓渔老师提到书中的一个细节：奥威尔读书会，艾玛·拉金和同样对奥威尔有兴趣的缅甸人组织了这样一个很小的读书会。星火不灭，薪火相传。王晓渔老师特别提到阿伦特提出的“良心反抗”和“公民反抗”的不同，一个人是不足以抵抗极权的，必须着眼于公共领域，要创造公共生活，着眼于公共领域的善而不仅仅只是一己的善，要落实到公共事物的改善而不是个人的解脱。王晓渔老师还提到另外一本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同样是讲述通过阅读实践公共生活的故事。听到此，我突然有一点小小的骄傲。七月初我去新加坡，在百胜书肆的旧书摊上，淘到一本《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书名即是脱胎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苏有贞女士说：“叫人绝望的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那反对的声音，不自觉的，也自我禁闭在另一种狭隘里”。谈到以阅读抵抗专制，活动嘉宾周成林老师讲述了缅甸良好的读书氛围，“至少比天朝要强”。周老师去过多次民主改革前的缅甸，并在台湾出版了《跟缅甸的火车一起跳舞》，他娓娓道来的细节，丰富了我对缅甸的想象。《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这本书里也多次提到缅甸人对书的热爱，“这个国家的佛教寺庙饱有浓厚的教育传统，受此所赐，缅甸有很高的识字率。在英国治下，消遣型阅读是广为流传的休闲方式。”通过读书会这样一个个微小的公共活动，一些被禁止的叙事得以流通，“形成一个由各种真相和秘密历史构成的平行世界”。周成林老师谈到一个细节，在他旅行途中，一位看起来仿佛八零后或九零后的年轻人悄悄告诉他关于缅甸一九八八年大屠杀的事。我有点震动。因为我知道，若非几个几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成都晚报上那个向英雄母亲致敬的广告可能就刊载不出来了。这些被当局努力消灭的记忆是如何在缅甸保留并流传下来的？周老师给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佛教的相对独立，二是互联网的开放。主持人张丰老师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那些当局者时刻要求我们忘记一个事件，恰恰也是在提醒你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比如小蓝车的搞出来的那个坦克，也许小蓝车的那伙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当年那段历史，但当他们被当局请去喝茶之后，一定会知道那个事件。所以，我们不必悲观。王晓渔老师说，就像今天这场读书交流会一样，我们通过一本书坐在一起，活动结束后，继续保持阅读和公共思考的习惯，抑或相互留下联系方式，一起聊天喝茶吃饭。为什么去参加这次读书分享会？我又想起这个问题。《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里的一段话，也许是最好的答案：“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8.30成都清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