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振铎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论著等身。整理赵振铎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研究其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可为当代中国语言学、辞书学发展提供参考资源及理论借鉴。
关键词：赵振铎；学术年表；集韵；汉语大字典
赵振铎先生，生于年，四川成都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笔名萧芸、天水、赵怿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修订本）副主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四川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年享*府特殊津贴；年获评四川省学术带头人；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优秀成果奖等。欣逢先生从教六十九周年，本文不揣浅陋，泛览典文、左右采获，得先生论著二百余，辑成赵振铎先生学术年表长编，以窥其治学与为文，倘能对研究者有所助益，乃拙文之幸。
年（20岁）
是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号。
从杨明照先生学“读书指导”课，课后整理笔记，核原书，查资料，贯穿新旧知识，正楷手书誊正。该笔记于年捐赠川大校史展览馆。
大学间，从祖父赵少咸读《切韵考》、圈《广韵》，始知“声韵学是治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
年（24岁）
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
年9月至年8月，时甄尚灵先生授“语言学引论”、“中国语言学”，赵先生因得从学并任课程指导，始通国际音标、语音学。
此间，少咸公督教研习《经典释文》，厘清各音义内容，转录十三家校语及少咸公手批之切语声韵混用材料。
年（25岁）
年9月至年夏，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高名凯教授进修语言学理论，问学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李荣、王力、岑麒祥诸先生。
年（26岁）
翻译文章《同行语（语言学名词选译）》刊于《中国语文》10月号，署名“萧芸”。该文节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5卷。
年（27岁）
至年，回川大，开“语言学引论”及“现代汉语”课程，以所学授人。
年（28岁）
《对介绍方言词的几点意见》刊于《语文知识》年第8期。
是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制定，赵先生响应“向科学进*”号召，始有研究《集韵》之志，拟报《集韵》整理之课题。
年（29岁）
《〈语言〉（濮之珍作）介绍》刊于《语文知识》年第6期，署名“天水”。
年（30岁）
《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几个问题》刊于《语文学习》（北京）年第3期，署名“赵怿伯”。外来词“指已经确定是从其他语言吸收来的那些词”，文章就外来词的范围、产生、吸收方式、对待态度论述。“由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民之间密切交际，汉语在接触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自己需要的词”，“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就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一是音译，二是意译，及二者兼有。“反对滥用外来词，但不是要把语言中所有的外来词全部排挤出去”。
《关于方言词的问题》刊于《语文知识》年第5期，署名“天水”。讨论普通话与方言词汇异同，“普通话和方言在词汇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种异同是由汉语这个语言的历史发展来决定的”，引成都话为例说明二者在词汇上同词同义、同词异义、同义异词三种情况。论对待方言词的态度，“普通话要吸收方言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又，“使用方言词是表现地方色彩的方式之一，但过多使用造成理解困难会影响作品的艺术形象，对于乱用、滥用方言词的现象应该批判。”
11月，《评朱星〈语言学概论〉》刊于《中国语文》年11月号。
年（31岁）
年9月至年6月，讲学于苏联，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授“汉语”“中国文化概论”课，于莫斯科大学授“汉语简论”课。旦昼讲学，夕则访书、读书。
《关于语言融合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刊于《中国语文》年4月号。
《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刊于《人文杂志》年第3期，对林焘先生“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两点依据提出质疑。其一，“虚词不仅具有词的形式、也具有词的内容”，“是语言中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且具有一定意义”；其二，译者错误翻译库兹涅措夫之文，从而引发误解，并引库兹涅措夫《语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为旁证，故“虚词应该归入基本词汇”。
年（32岁）
《语言学基础》刊于《中国语文》年第2期。《语言学基础》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年11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编十章，十七万字。赵先生评议，该书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北京大学“语言学引论”的教学经验，“把语言学基本知识都谈到了，对每个问题的叙述笔墨不多，却都经过仔细推敲，是一本有相当参考价值的书”。又，该书有部分欠妥之处，论述不全面，提法待商榷，举例欠妥当。
年（33岁）
至年，授“语言学引论”与“普通语言学”课。
年（34岁）
《读〈瀛涯敦煌韵辑〉》刊于《中国语文》年2月号。
《从〈切韵序〉论〈切韵〉》刊于《中国语文》年10月号。陆法言《切韵》亡佚，《广韵》中所存《切韵序》是了解《切韵》最重要的文献。文章据《切韵序》所载，论及《切韵》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是“校正方俗读音”，二是“严格规定切语用字”，三是“评论各家韵书得失”，四是“确定正音规范”。又，对于“萧颜多所决定”，文章通过例证，同意周祖谟先生所言：“由此可知切韵之分声析韵多本乎颜氏”。论及《切韵》音系，赵先生强调两点：其一，“文学语言必定以活的口语为基础，它和全民的共同语是一致的，并且总要以一个活的方言作为中心”；其二，“洛阳一带的话是《切韵》音系的基础，但在某个具体音上，陆法言也曾采用了一些别的方言中他认为精切的音”。
年（35岁）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读后》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年第3期。岑麒祥先生所著《语言学史概要》于年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史。全书近30万字，“较全面介绍了我国和外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文章指出，该书亦有可商榷之处：其一，就对待语言学遗产的态度问题，《概要》“对以前语言学的成就估计不足，责难多，推许少，有些评述缺乏具体分析”；其二，《概要》“没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斗争的红线来贯穿整个语言学史，使人读后会认为语言学史上的斗争并不那样尖锐，大大影响该书的战斗性”；其三，《概要》“对待我国语言学成就有可商榷之处”。又，“一些史料处理存在问题”，“在引证和叙述方面有些不妥当”。
年（37岁）
《试论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刊于《中国语文》年第2期。
年（44岁）
至年，讲授“语法修辞”课程。
年（47岁）
年5月至年主持《汉语大字典》编纂，任常务副主编兼编纂处副主任。此间与李格非教授论字典工作进度谈及《集韵》收字五万余，于字典编纂大有助益，赵先生《集韵》研究之旧事重提，留心记录《集韵》相关资料。
年（48岁）
至年，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
年（50岁）
《建国以来的语言工作成就不容否定》刊于《中国语文》年第1期。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年第3期。文章驳斥苏联马尔学派的语言阶级性理论，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但阶级对语言有一定影响。”
3月，被评为副教授。
10月，《古代文献基础知识·初稿》由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该书由赵先生参与《汉语大字典》编写时为组内缺乏文献知识的同志授课之讲稿修改而成，后经修订于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年（51岁）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汉语大字典》是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几部大型辞书中，“只有《汉语大字典》是以字作为收录研究的对象，其余几部都是收录研究词的。这也就确定了它在辞书领域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基于编写实践，文章提出应该在收字、异体字整理、字形解说、字音、释义、通假方面多作努力。又，“科学研究工作是字典编写工作很重要的一环，科研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字典的速度和质量”，另强调，“旧字典在吸收前人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汇集了不少有用的材料，我们要根据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我所用”。
《读〈广雅疏证〉》刊于《中国语文》年第4期。王念孙《广雅疏证》对三国时张揖的《广雅》进行了系统整理，举例精当，引证丰富，为研究古代汉语提供了丰富资料。文章列举其优点：发掘语言史料；纠正前代错误解说；对词源义做探索；揭示《广雅》某些体例；校正《广雅》错讹。《广雅疏证》的成就，首先是“充分占有资料”；其次“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再次“采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发现许多前人未发现的现象，揭示出不少词语的联系。”又，《广雅疏证》可斟酌之处有术语含混，概念不明；缺乏用例，解说不当；校勘不尽中肯；等等。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刊于《社会科学研究》年第4期。“《尔雅》旨在明语词古今异同，而《方言》在于明语词地域差异”，扬雄仿《尔雅》将意义相同的词类聚在一起，但在每组词后注明词的方言来源，标明方言词、通语及特别用法。《方言》从文字结构看，乃收集方言的提纲，“扬雄编《方言》正是继承了周秦以来的方言收集工作”。《方言》攀仿《尔雅》，且对《尔雅》有所发展，“郭璞的《方言注》可以看作扬雄书的续编。”
年起，开设“汉语音韵学”、“古代文献知识”、“训诂学”课程。
这年，始招硕士研究生，伍宗文、张在德、邵世强、杨宗义、单殿元入学。
年（52岁）
《义项琐谈——〈谈义项建立与分合〉读后》发表于《词典研究丛刊》（1），提出“义项的建立是词典编写的关键”，词典里“词的义项应是词的理性意义”，“词义应具有概括性”。“编写词典建立义项时应考虑词的使用范围及意义色彩”；在编写体例许可下，“适当保留传统训诂学成果会有助于查阅者使用”；“应注意词义的历史性，注意义项存在的历史时期及确切含义”；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又强调，要使义项研究有所突破，“首先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系统地整理我国传统训诂学成果，同时还应该认真研究国外词汇学的经验，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
与李格非教授合作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年第3期，文章谈及三个问题，其一，编写字典的必要性。其二，《汉语大字典》的五个专门特点：收字多，对汉字进行初步整理，反映汉字的结构演变，提示汉字字音的历史变化，严格控制单字之下的复音词。其三，“安定团结的*治局面是编好大字典的重要条件”。
8月，《古代文献知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在年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印制的《古代文献基础知识·初稿》基础上修订而成，汪启明教授总结该书三大特点。其一，横构版块，纵向贯通。该书对古籍的分类、体例、版本、书籍制度按照时间先后进行了讲述。其二，横向拓展、材料丰富。其三，兼顾知识普及性与应用实践性。[1]
年（53岁）
5月，《审音述闻》刊于《词典研究丛刊》（2），文章材料主要源于赵先生参阅《广韵疏证》手稿而作的读书札记，故名“述闻”。“审音是字典编写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包括了字音确定、又音选择、音义配合等，在收列前代韵书的切语时，还应考虑这些切语是否准确可靠。”文章整理《康熙字典》引录前代韵书切语讹误的材料，并据唐五代各种韵书残卷作校录。
9月，《从台湾省编〈中文大辞典〉的几条用例看资料的核对和利用问题》载于《词典研究丛刊》（3），署名天水。文章讨论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存在的问题及可商榷之处。其一，“引例对书名篇名、文字起讫都应核对清楚”；其二，“引用例句是为了佐证释义，例句应该和字典所列义项一致，且能够帮助说明释义”；其三，古书传抄刊刻常出现错讹，“编写辞书过程中，遇到难懂的资料，不仅要看前人有无解说，还要看前人有无校勘”。
12月，硕士生伍宗文、张在德、邵世强、杨宗义、单殿元毕业。伍宗文学位论文为《略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同词同义异音》；张在德学位论文为《〈汉语大字典〉的释义》；邵世强学位论文为《字典的收字问题》；杨宗义学位论文为《论语文词典的内在统一性》；单殿元学位论文为《大型汉语字典中的例证问题》。
年（54岁）
《大型字典收列复音词刍议》载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文章指出，《汉语大字典》“收字要求完备，注音要能反映这个字读音的历史演变，义项要相对齐全”。收录复音词的原则有三：其一，“收词存字”；其二，“收词存音”；其三，“收词存源”。
《训诂用语浅释》（上）（中）（下）连续刊于《语文园地》年第2至4期。文章对“也”、“者”、“曰、为、为之”、“谓”、“言”等常见的训诂用语进行论述和说明。
《关于学习“文字”的几个问题》刊于《四川青年》年第2期。
《不能把语言的发展变化和人为的语言改革混同起来》刊于《四川青年》年第7期。
年起，开设“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名著导读（《尔雅》《方言》《广韵》）”课程。
硕士生*锦君、*富成入学。
年（55岁）
《在楷书汉字上下功夫》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署名天水。“《汉语大字典》是楷书汉字大汇编，应在楷书汉字上多下功夫。”收字多、在楷书字头下确切说明汉字字形结构及演变、对异体字进行初步清理、单字条目下收列该字的通假用法，是《汉语大字典》四大特点。
与左大成合作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谈及四个内容。第一，说明《汉语大字典》的性质、特点及规模。第二，总结《字典》自编写以来的主要工作：大规模收集资料、制作卡片；试编、培养编写骨干；全面展开初稿编写等，“加强领导是编好《字典》的重要保证，抓好初稿的编写是保证质量的重要环节”。第三，编写工作和科研工作应结合。在收字、字形、字音和整理异体字等方面成立专业组，重要问题组织专人研究。第四，编写工作和培养人才结合。
年（56岁）
《〈广韵〉的音系和成都话》刊于《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二辑）。
《〈广韵〉的又读字》刊于中华书局出版之《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广韵》里有些字不止一个切语，称为又读字。据统计，《广韵》注明又音的字处，单就字头统计，其又读字为个。“《广韵》的又读多来源于前代旧注及音义之书”。又读字“反映了不同语言现象”，“除了不同时代不同人造了不同切语这个重要原因，还有古汉语构词和构形的规律，字在特定场合的特殊读音等”。
年（57岁）
3月，被评为教授。
《郭璞〈尔雅注〉简论》发表于《语文研究》年第1期。文章指出，郭璞耗时十八年写成的《尔雅注》对《尔雅》一书的整理研究有很大贡献，分析《尔雅注》，“对了解郭璞研究《尔雅》的方法路径，从中吸取语言学古籍的整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郭璞将《尔雅》看作解释古今方俗语言的词典，“根据这部书的性质，揭示了它的体例，对后人阅读及使用著作极有帮助”。其二，“研究古代的辞书，利用古代的辞书，弄清释文的意义非常重要。”郭璞的时代距《尔雅》成书好几百年。郭注留心词、意义变化，指出词古今用法的差异，用当代词语去印证，将音义相近的词联系考察，用语转说明其中关系。其三，郭注重点在难懂的故训上，出土文物、文献材料、历史掌故均用作解释，大大丰富了注释内容。其四，“从当代活的语言出发去解释前代的语言，揭示古今语言的流变，是我国学者整理古代语言学文献的优良传统”，郭璞常采《方言》注《尔雅》，对语言的地域差异、历史联系深有体会，用晋代方言注《尔雅》，用以说明语言演变。其五，郭璞注《尔雅》的方法“错综樊孙”，善于吸收前人成果并加以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的体系。
7月，为《读书杂志》作弁言，该书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弁言另收录于年《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王念孙《读书杂志》记录了其晚年研读古籍的成果。弁言论及“王念孙校勘古籍很有个人特点”，全书包含校勘、词句解释、句读等，“细读《读书杂志》，从中总结其校读古书的经验，对古籍整理工作有所帮助”。王念孙校勘古籍，“不满足于常用的据不同版本、类书古注等比较异同”，“还从多方面论证、讲明底本的问题，推究原因并作出论断”。“从语言的规范性发现矛盾，是王念孙校读古籍的重要方法”，如，文字讹误会出现词语搭配不当、脱文会令句子残缺不全、衍文会使句子累赘重复、语句使用违反当时语言习惯等均可为古籍校勘提供线索。“校勘古籍需要有坚实的语言文字学素养，其中，古音学非常重要”，王念孙在古音学方面有极高造诣并将其运用到古籍校勘中，“特别注意古文字形体，且不限于《说文》，能结合钟鼎文、汉隶、俗体等，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缺乏训诂知识，校勘也就无从作起”，《读书杂志》常有利用训诂知识从词义、辞例、文例等方面校读古籍的情况。“古书出现讹误有很大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在传抄刻写过程中凭意妄改”，王念孙能将丰富的文化知识运用到古籍整理中。
《刘熙〈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语文园地》年第12期，刘熙《释名》为我国最早的词源学词典，“评价《释名》要把它在汉语史上的价值和语言学史上的成就区别开来”。其汉语史价值在于保存古音、俗语等；语言学史成就主要有二，其一，“正确地提出了事物得名由来的问题”；其二，“根据发音部位对语音进行了分析描写”。
硕士生*锦君、*富成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后汉书〉李贤注反切考》《〈汉书〉颜师古注反切考》。
年（58岁）
《〈尔雅〉--古代辞书史话》刊于《词典研究丛刊》（7），署名天水。《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按意义编排的词典，现存《尔雅》十九篇，收词多，计条。《尔雅》解释词语的方式有三。其一，“将意义相近的词类列在一起并以通用的词作解释”；其二，“属中求别”；其三为描写。回顾《尔雅》研究历史，陆德明《经典释文》载汉魏间研究者五家，然五家《尔雅注》早不见全本，清人几种辑本大体齐备可资参看，《尔雅》注中，郭璞《尔雅注》最有名。论《尔雅》意义，其作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对后世辞书，特别是分类词汇的编写有很大影响”。又，《尔雅》在释义方式及编排上有一定缺点，如，“按照意义进行分类，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容易理解的分类，今天理解就困难了”；“用单词解释单词并不是好办法”；“同训的方法是有缺点的”。
《〈经籍籑诂〉和辞书编写》刊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清代学者阮元编《经籍籑诂》，汇集汉唐训诂资料，给人提供方便，于辞书编纂有益但需注意其不足之处。如，利用该书需鉴别哪些应作为辞书义项，哪些是随文释义；辞书建立义项要有概括性，该书逐条分别列出前代训诂，由于作者不同，所处时代不一，同一意义在表述上不尽一致，此做法需斟酌。
《语言学家*侃》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年第1期。“*侃先生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上承汉唐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及清代乾嘉学者的朴学精神，在传统语言学各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同时吸收当代科学思想，为传统语言学注入新内容。”*侃遗著十余种编成《*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其批改古籍数量较多，语言研究方面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各领域，语言文献方面撰写了大量笺识及通论性著作。
《关于偏义复词》刊于《当代修辞学》年第2期，署名天水。偏义复词现象客观存在，“是为了句子中词语匀称的需要”。有个别论述修辞的文章在分析语言结构时将反义联合词组讲成偏义复词，扩大了其范围，赵先生认为欠妥当。
《说“复语”》刊于《当代修辞学》年第5期，署名天水。复语是指“同义联合词组”，即两个意义相同的词连用组成一个联合词组，充当句子成分，在秦汉时期较常见，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女还，顾反为女杀彘”中“顾反”连用。
《〈广雅〉散论》刊于《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吴文祺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文另载于，年《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第2辑）。张揖在三国时代的语文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著作大多佚亡，现完整保存的仅有《广雅》。《广雅》因袭《尔雅》，但各有特色。首先，二书各有其时代特点，“《尔雅》收集材料以经书为主，《广雅》则不限于经书”。其次，收录材料数量有差异，《广雅》取材主要为前代字书及古书注释。其训诂学价值主要在于“收录了丰富的前代训诂，保存了古词古语，对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及解读古籍中难懂的词句有所助益”。《广雅》注家现存最早的为隋代曹宪《广雅音》，后有《广雅疏义》《广雅疏证》等。
《瞭望周刊》第49期刊登赵先生与李格非教授合作《〈汉语大字典〉——汉字的档案库》。《汉语大字典》首卷已出版，文章总结其特色有三。一是“巨大”，共收楷书字头五万六千多，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字典，全书共八卷，总字数两千多万，“堪称汉字的档案库”。二是以“字”为中心，对每个字的形、音、义均有全面的、历史的反映。三是“具有字典的典范性”，每一字头、字形的确定，古文字形体的选取，字音的标注，义项的建立，都逐一经过严格审核。
11月，著作《古代辞书史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史话》自年动笔历时近五年完成，该书的雏形为五十年代赵先生在少咸公指导下阅读语言学名著撰写的读书报告，这些报告曾在六十年代，由编辑胡客游以“书林漫步”之题发表于《成都晚报》，七十年代作为“训诂学”教材印发给学生，后在张光瑛先生建议下，整理成书。该书把握重点，以点带面，选择《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经传释词》《经籍籑诂》八部代表性辞书，总结每部辞书的特点、内容及编纂优缺得失。
硕士生龙异腾、李长庚、简启贤入学。
年（59岁）
《训诂学的几个问题》刊于《语言研究论丛》（第四辑》。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刊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回顾《汉语大字典》十年编纂过程并作总结。字形方面，《字典》所作工作较多，纵向而言，凡有古文字形体的字头下，“根据需要收列能反映字形结构及源流演变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并附简要说明”；横向而言，对异体字作了整理，“创辞书编写之先”。字音方面，编制了《广韵、集韵音节及其今读表》《汉语上古音字表》等，使标音有可靠依据。释义方面，对旧辞书的义项去伪存真，删去不当列义项，补充近现代义项，且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及考释补充旧字典漏收之义项。
《潜心壹志·乐在其中》刊于《辞书研究》年第4期，回顾编写《汉语大字典》过程中每有所得之乐趣及对材料仔细甄别核对的新发现，如“?”字新增“同讨”义项，新收录“??”字等。
《〈简明古汉语字典〉评述》刊于《辞书研究》年第5期。文章评述张永言等六位先生编写的《简明古汉语字典》。其一，“释义是辞书编写的核心”，《字典》在释文的撰写上反复推敲斟酌。其二，“举例的目的在于佐证释义，义项之下选择例句是见功力的地方”，《字典》举例考虑周到。其三，《字典》编排有所创新，为读者提供便利。又，《字典》不足之处在于集体编写要做到前后照应难度不小，如《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作者存疑，或认为文天祥作，或认为邓郯作。《词典》中，“伴”字义项列文天祥所作，而“颓”字下又列邓郯所作，“在一本书中署名应前后统一”。
《字典杂议》刊于《词典研究丛刊》（8）。字典编写的首要问题是收字问题；字形方面有必要分析汉字结构，说明其源流演变；字典注音可采用三段注音法，即现代汉语用《汉语拼音方案》标注普通话读音、中古汉语注出反切并标音韵地位、上古汉语注出韵部；辞书质量好坏，释义是关键。
著作《训诂学纲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后记强调，“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对阅读古籍、整理故书和辞书的文化建设、古汉语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纲要》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重视证据且论述严谨，从训诂学的重要性及训诂的流别、体制开端，介绍训诂用语，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古音通假、义训方法、释义方式、同训、反训、词义引申、译语等训诂方法及要素。
年（60岁）
《扬雄〈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刊于张之强、许嘉璐编《古汉语论集》（第二辑）。“《方言》反映扬雄对语言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领先的。”扬雄《方言》的成就有五：“注意到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地域上的转移，明确提出从时间、空间两维度来观察语言变化”；“提出了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注意到词的语义差别”；“注意到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发生的变化”，提出了“转语”概念；在收集方言材料时用了调查的方法。其局限性有三：其一，仅是词汇的记录；其二，调查方法是先进的，但用方块汉字作为记录工具，方言上的语音差异无法表现；其三，个人力量单薄，收录漏错较多。然“以上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
《训诂学史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史略》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到隋唐、宋元明、清代、现代六编。汪启明教授总结该书特点有四：第一，不仅是史的描述，更注重研究，时下己见，将语法上的解释纳入训诂学领域的操作尤其值得称道；第二，持论审慎；第三，注重收集大家平时忽略未重视的材料；第四，注重追溯学术观点之源头。
硕士生高一勇、胡敕瑞入学。
年（61岁）
《论我国字典编写的传统》刊于《词典研究丛刊》（10）。文章指出，我国字典编写历史悠久，“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字典的编写情况，从中总结规律性东西，是继承我国字典编写悠久传统、为编写新字典服务不可或缺的”。“紧密结合社会的文化需求”，“面向古代，注意历史”，“字义的解释充分考虑到文化历史因素”，“密切联系语言学科的进展，不断吸收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乃我国字典编写传统。
《扬雄〈方言〉里的同源词》刊于吕叔湘等编著《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良师益友》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为祝贺《辞书研究》办刊十周年而作。“辞书，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水平”，但出版专门研讨辞书刊物的国家不多，“《辞书研究》在我国的出版发行就更有其重要意义。”作为研讨辞书的专门刊物，其在揭示辞书的特点、探讨辞书编纂各方面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词典学的理论非常重要，有词典学的理论指导，词典的编纂工作会进行得更加自觉，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词典学是词汇学的一个部门，它必须服从于一般语言学理论。但是词典学又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它的实用性很强，它要有助于指导词典编写实践。”
《汉语音韵学家赵少咸》载于《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由*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联合编纂。我国古音韵、文字、训诂等学术研究领域中，原四川大学教授赵少咸先生有突出贡献，不仅著述丰厚，且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不论道德亦或文章都令人敬慕。学术思想上，师承清代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近代学者中，与章太炎、*侃均有交往，学术观点接近。其代表作为《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
硕士生龙异腾、李长庚、简启贤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反切考》《〈文选〉音反切考》《郭璞音论》。
年（62岁）
《收字杂议（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编写字典，首先会遇到收字问题。论及收字原则，赵先生认为，“大型字典的编纂应考虑历史继承性，在已有字典的基础上扩大收字范围”，《康熙字典》可作为出发点；另，从传世典籍补充收字；出土文物中音义明确的字应收；为保存历史遗迹，清朝中叶创造的大批带“口”旁的新字，太平天国、小刀会、天地会一些专用字也应收；有影响的方言字酌情收；在我国文献中有影响的日本字应收列。又，字典收字应注意典范性，“见于古代典籍，如各种写本、坊间刻本等，收字可宽些，近现代的字收录可严些”。又强调，有人将除辞书记录外无其他用例之字视为“死字”，“字典编纂较好的提法是把字分为常用与不常用，在不常用字中还可划出生僻字”。
《论字典》载于李格非教授与赵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论文集》。该文谈道，字典是我国特有的辞书形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编纂新字典，“要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辞书编纂理论中有用的东西”。字典有其自身特点，体现在八方面：收字、解形、清理异体字、审订读音、标注古音、诠解字义、揭示通假、精选用例。另，字典编纂应紧抓三环节：资料、队伍、规划。
《说讹字（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研究讹字是整理汉字的一项重要工作。”清理讹字对学习及使用汉字均有助益，编纂大型字典应继承该传统。论及如何确定讹字，可“从字形结构判断讹字，但应注意，如果在文献里面出现了用例，说明它具有社会性，已经积非成是，就不能将其看作讹字，可考虑作为异体字处理”，“核对引用的资料，也是发现讹字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及如何处理讹字，“中小型字典没有必要收录讹字，大型字典要收一些讹字”，字典收录讹字只限于“本无其字，因讹成字”那一类，“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整个字典前后应该一致。”
《语法分析的两种方法》刊于《四川自考》年第2期。
《〈晏子春秋音义〉韵读订误》刊于《古汉语研究》年第3期。清人孙星衍撰《晏子春秋音义》厥功甚伟，但其揭示韵读，存有不少谬误。赵先生参考清儒及时贤研究成果，以《经训堂丛书》本为据，摘取孙星衍韵读之谬讹多条。
《字源考订与字头编排（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3期，又收录于《辞书研究三十年论文精选》，中国辞书学会编著，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每个汉字都有发生发展的历史，从事字源考订是一个困难课题。“一个字产生的绝对年代不可能非常清楚，但相对年代是可确认的。”赵先生提出，在确定字的相对年代时可作如下设想：选择《说文》为横轴，凡《说文》中有的字，当认为是东汉前存在；再以《玉篇》《广韵》《类篇》《集韵》为横轴，不见于《说文》而见于这几部字典的，可认定为东汉至唐宋时期出现；后以《康熙字典》为轴，不见于上述字典而见于《康熙字典》的应为宋元明时代。另，后人的考订补充、佚亡的字典佚文、出土的竹简与帛书、历代碑刻、六朝以来的古抄本均可作为补充依据。又，可通过字典的解形、注音、举例揭示字源。论及字头编排，“字头的编排要求合理科学，字头的检索要求方便省事”，《汉语大字典》采用部编排5万多汉字，部首的确立，字的归部，“一方面要照顾传统，同时又要适时通变”。同一部首内字头的编排，多采用笔画排列，部首内部同一笔画按“横、直、撇、点、折”顺序归类编排。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刊于《四川自考》年第3期。
《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和字形解说（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4期。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形体复杂，结构多样，“和字音、字义都有密切的联系”，“对大型字典而言，解形部分应占重要地位”。我国字典编纂一开始便将解形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许慎《说文》将“六书”理论系统化，奠定了汉字解形工作的基础。字典解形其一是“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其二是“字形结构和源流演变的说明”。选取古文字形体应注意代表性，材料翔实是基本要求；罗列的古文字形体应精选，每个时期收字一般不超过三个。另，《说文》是字形结构及源流演变的重要参考书。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刊于《四川自考》年第4期。
《谈字典的修订工作——写在〈汉语大字典〉全书出齐的时候》刊于《辞书研究》年第5期，署名天水。70年代后期，我国辞书编写进入新时期，出版了不少新辞书，但新编的多，修订的少，“一部字典要能很好流传，不修订是不可能的”。修订字典可从以下考虑：“收字方面，有无应收而失收、不应收而收、重收”；“解形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有何不足”；“音项建立是否恰当，注音是否规范，又读收列宽严是否合适”；“释义是否具有概括性，释文是否准确，释文与用例是否一致”；“异体字方面主体字是否正确”等。又强调，修订工作应抓好队伍、机构、经费、规划四环节。
《音项及有关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5期。“音项的建立对字典编纂至关重要。”“一个字头有一个读音就建一个音项，多音字有几个读音就建几个音项”，音项标注应以规范读音为准，大型字典“在音项标注方面还要历史地反映这个字头的读音”。又，“语音要受社会制约”，“按照音变规律类推出来的音，一定要服从普通话语音结构规律的支配”。论及古音标注问题，“大型字典的注音工作主张选择在字音历史上影响最大、对读者最有用的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标音法”。并强调，音项的建立及字音标注应注意三点：“注意汉语和汉字自身的特点，注意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联系”；“正确掌握和运用语音演变规律”；“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字义的类型（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6期，字典以字头为收列单位，每个字头下包含的意义多少并不一致。“分析字的这些意义，发现它们有不同类型，对于编纂字典非常重要”。具体而言，第一，“区分造字之义和词义”；第二，“处理好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第三，“重视假借义和通假义”；第四，对于义项编排，“编纂人员需具有语言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历史地处理字所表示的意义”，“应有助于读者明白这个字所表示的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
《评〈古汉语知识辞典〉》刊于《阅读与写作》年第10期。
《音韵学纲要》，由巴蜀书社于7月出版发行，《纲要》的写作自年开始，历时三年。该书分三部分展开，其一为中古音系的分析，分别从材料、方法、声类、韵类、声韵辨识展开；其二为上古音的考订，介绍材料和方法、古韵的分部、古声类、四声、音值的考订；其三介绍音韵学的作用，论述音韵学在语言研究、古籍整理方面的作用。学习音韵学应“从已有的知识出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具体方法为“从中古的反切入手，掌握中古的声韵调，然后上考古，下推今。”年，该书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再版。
10月，与李格非教授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论文集》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是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结束，赵先生被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增列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先秦两汉汉语”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重庆师专王霁云随赵先生做访问学者，研究课题为“《尔雅》的词汇研究”。
年（63岁）
《字的通假义（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1期。“通假是古汉语书面语言中音同、音近、意义无关的字的通用，越古的文献通假现象越多。”字典编纂常会遇到通假问题，“根据通假字的性质来辨认通假字较为可行”，具体而言，第一，“通假字是同一历史平面上用字的分歧现象”。第二，“通假字在那个时代读音有关联，或是相同，或是相近。不符合这个条件的，不是通假关系。”第三，“通假字必须有用例或其他的证据”。又，“通假字要和假借字、古今字区别开”，但他们有交叉重叠之处。编纂字典列出通假义项是总结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存在的通假现象规律化、系统化，供人们查检参考，因此，“遇到不同的说法应有倾向性，参考众多的语言事实，择善而从”。
《〈汉语大字典〉的终审定稿工作》刊于《词典研究丛刊》（12），《汉语大字典》于年进入全面编写阶段，年底完成大部分初稿，年冬转入终审。按审稿规定，要将两千多万字的字稿逐一审定，终审工作要抓好队伍的组建和工作方法的完善。回顾终审工作，赵先生强调两点：其一，“字典本身是一个统一整体，各个方面都有相关与照应，不限于成套条目”；其二，“终审定稿工作的时间宜长一些，至少要多于初稿编写时间”。
《有关文字的几个问题》刊于《四川自考》年第2期。
《有关释义的几个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释义是字典编纂的灵*，在字典的解形、注音和释义三方面，释义占比最大”。论及释义问题摘录如下：第一，“释义和古书注释是训诂的两大支派，二者相互促进”。新编字典总是凭借已有字典，不断吸收新的训诂成果而前进。“建立义项应有翔实的材料作后盾，忌照搬照抄”。释义时，“要把这个字所表示的有关联的意义联系起来，同时注意与其有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的字的意义”。第二，释义应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传统注释里的训诂资料是编纂字典写好释文的重要来源”。第三，旧日字典对魏晋以下材料和成果吸收不够，编纂字典时，对这些意义“要以语言社会性的原则进行检验”，具体而言，“要注意新建的这个义项在同时代的作品中有多少用例，它和以前的义项有无联系，以后的文献中是否继续使用，同时还要把它放到这个字的整个意义系统中去考察，看它是原有意义的引申还是依声托事的假借”。第四，“释文应该用当代规范语言，不宜用简古的文言词语，更不宜用方言，准确简炼是撰写字典释文的重要要求”。
《词汇和基本词汇》刊于《四川自考》年第3期。
《字典的举例（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3期。举例在字典中有重要地位，“近代的大型字典编纂，要求释义尽可能举出用例”。其一，“举例的主要作用在于佐证释义”，通过举例可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及知识；其二，“举例的另一作用是提示语源”；其三，“举例又称书证，分例证和例句两部分，例证和例句不一定能严格分开。有些义项仅见于辞书，还未发现用例，引用辞书作例证就非常重要”；其四，“引证应有一定的原则”，如，举例的字要与字头一致，不宜引用异体字，有些异文恰与字典收录的字头一致，则可按规定的版本引出例句，再加按语引出异文或旧校。“一般的字典举一个用例就可以了。大型字典不妨多举几例。”
《引例诸忌及有关问题（字典论稿）》刊于《辞书研究》年第4期。文章讨论字典的引例限制：一、“字典引例最好用直接材料”。二、“伪书材料，若无必要，不宜引用”。三、“有歧义的句子，若没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或者虽然有一种意见占优势，但是反对的人依然不少，为慎重计，以不采用为宜。”四、“有文字校勘问题的材料，若无必要，不宜引用。”五、“一个句子里被释字头出现两次或更多，但所表示意义不同，最好不用于例句。”六、“意义不明、未经前人研究的句子最好不用作例句。”
《论宋明时代的语言研究》刊于《湖北大学学报》年第6期。宋代至明代八百年间，语言研究的范围扩大，开拓了一些新领域，提出了某些新问题。具体而言，第一，“辞书编纂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皇帝下诏，由*府组织力量编纂一些大型辞书；出现了韵书、字书并行的双轨制现象；在改进辞书的编排上有许多新的尝试。第二，“音韵学的范围有所扩大”，不再只限于《切韵》系韵书，“古音学受到重视，北音学有了发展”。第三，“文字学有开拓性成果”。“大徐本说文”刊行，宋代《说文》研究出现新流派，即王安石《字说》；古文字研究分为两派，其一为六艺文字的收集，其二为钟鼎文字的考释。第四，训诂研究，“右文说”较为瞩目。
硕士生高一勇、胡敕瑞毕业，学位论文分别为《〈南齐书〉中旧词的新生义和新生双音词词义的初步考察及其分析》《〈论衡〉的新词新义初探》。
赵先生首个博士生汪启明入学。
访问学者谭国玺入学。
年（64岁）
《训诂学纲要》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先秦两汉人名异文的音韵分析》刊于《第二届国际声韵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由台湾中山大学国文系编纂出版。姓名学是语言学中研究姓氏名号的学科，“不同民族的姓氏名号有不同的特点，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语言状况”。我国姓氏名号的研究较早，积累了丰富成果。文章从音韵学角度出发，分别列举声类、韵部、声调材料对先秦两汉人名异文作分析，“验证清代以来的古音研究之结论大体是可靠的”，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资料。
《关于〈集韵〉的校理》刊于《中国语文通讯》（香港）第23期。《集韵》是宋代继《广韵》后的又一部大型官修韵书，全书收字三万余，据卷首韵例，其在收字、注音、释义等方面力求完备。“这部书除了音韵学价值，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也有重要作用。”文章介绍其版本、历代校理情况，提出整理《集韵》的方向：首先是“版本校勘”；其次是“收录各家校语及前人语言文字研究涉及《集韵》的成果”；“用传世典籍校《集韵》，发现其编者未认真核对原书，有所遗漏，可补苴”。另提出，“校理《集韵》不仅要注意版本讹误，还应注意编者粗疏之误”。
《训诂和训诂学》刊于《四川自考》年第1期。
《以形说义》刊于《四川自考》年第3期。
《两年受业终生难忘》收录于《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章回顾年9月至年6月在北大从高名凯先生治学之往事。
《谈通假字》刊于《四川自考》年第5期。
《仍须努力》刊于《辞书研究》年第5期，为贺上海辞书学会成立十周年而作。
《语源的探索》刊于《四川自考》年第7期。
《关于连绵字》刊于《四川自考》年第9期。
《扬雄》载于《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由吉常宏、王佩增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西汉扬雄是善于摹仿的多产作家，《训纂》和《方言》是其语言学著作。《训纂》已佚亡，《说文解字》等著作有所征引；《方言》为其代表作。文章梳理扬雄编写《方言》的缘由、过程及篇卷变化等情况，总结《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及局限性。
年起，赵先生开始享受*府特殊津贴。
博士生张显成入学。
访问学者夏中易入学，研究课题为“古入声的实质”。
年（65岁）
《记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年第1期。年夏，赵先生于宁波天一阁得见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一部，十卷，并记该本情况。
为四川师范大学宋子然先生著作《训诂学》作序，当中提及训诂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大发展，不少大学开出该课程，教材出版三十余种，但因需求量大，多数脱销，给学习带来不便。宋子然先生撰写的著作为电大及自学教材，全书“论述清楚，举例翔实，能够满足社会需要”。
是年2月，博士生刘利入学。
年（66岁）
《读〈经典释文〉札记》刊于《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文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经典释文》为陆德明代表作，在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赵先生研读该书思考札记如下：一、《经典释文》“不是辞书，不具备辞书特性”。“辞书讲求语言文字经济性，在特定范围内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要避免重复。”《经典释文》按照经注原文排列，同一字头及注音释义可能多次重复出现。二、《经典释文》为“前代经典音训的总结”。《经典释文》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和《尔雅》十四部书。既解经文，也释所据注文，全书收录前代经师音训百余家，根据“多闻阙疑”的读书方法，对前代旧说广为收罗。三、“确定读书的正音规范”。四、“方言和正音”。五、《经典释文》内容丰富，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论中国语言学的民族传统》刊于《中华文化论坛》年第2期。“中国是世界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我国的语言研究是在未受外来影响下产生的。”“语言结构要素的各个方面，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其结构框架、理论叙述跟现代语言学有较大差异，说明“我国语言研究的产生、形成于自己民族传统基础之上，有自身特点”。其一，“讲求实际”；其二，“重视文字的研究”；其三，“能够融会贯通地吸收外来文化”。
《论先秦两汉汉语》刊于《古汉语研究》年第3期。先秦两汉汉语是“汉语发展的源头，汉语后来的发展变化都和它有各种联系”，“研究这个阶段的汉语，既有实践意义也有理论意义”。其一，先秦两汉时期，有传世典籍百种以上，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近百年考古出土的大批文献，未经篡改，接近当时语言实际，更为认识这一阶段的汉语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其二，“研究历史应注意分期，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线索更加明显”，先秦两汉汉语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殷商时期”；“春秋战国—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其三，该时期“语言分布地区广，形成了不同方言”。《孟子》《左传》均有记载，西汉扬雄《方言》记录较详。其四，先秦两汉由于社会内部职业分工，出现了各个技术领域的专门著作及专业用语。“研究古代各个行业的专业用语，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应注意各行各业的专书，还应注意其他传世典籍。另总结，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硕果累累，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最迫切的是资料工作，检索困难、难以集中问题亟需解决，以期作用于语言研究”。
《〈广韵〉与等》刊于《音韵学研究》（第三辑）。
《我的祖父》刊于《语文建设》年第10期。回顾少咸公对其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指导，学前念《三字经》，小学读《诗经》，初中习《左传》《礼记》，高中始念《说文》，每日5字，大学读《切韵考》、圈《广韵》，毕业后研习《经典释文》弄清每条音义内容，后，少咸公督习《尔雅》《方言》《释文》《广雅疏证》等。
博士生汪启明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两汉齐语研究》。
博士生张文国入学。
年（67岁）
《记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集韵〉》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年第1期。据刻工姓名及籍贯，赵先生认为“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集韵》是南宋潭州刻本”有依据。“现知的宋本《集韵》有三种，除南宋潭州刻本（曹寅所据刻本），还有南宋明州刻本（钱曾王述古堂影宋抄本、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均本此）、南宋金州刻本（缺卷一，现存九卷，藏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曹本多错讹，源于此宋刻本，但按自己刻书的行款格式改变了原书格局，“若校雠不精，势必增加新的讹误”。此宋刻本“可校正明州本《集韵》的地方也多”，“用它作为校理的工作底本也是可行的”。
《继承和抄袭岂能混为一谈》刊于《辞书研究》年第3期。“在辞书编纂中，继承和抄袭有本质不同。”《康熙字典》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为继承。《中华大字典》纠正《康熙字典》之误，对《经籍籑诂》认真取舍是为继承。抄袭是把一部或几部辞书加以“组合”，拼凑成书，“释义及举例上的抄袭最易发现”。另，“引用前代辞书的材料作为义项的书证，是辞书编纂的需要，从古到今的编写体例、规则都是如此，和抄袭不是一回事。”
《皖派训诂研究》刊于《河北师院学报》年第4期。戴震于学术多有成就，经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发扬，称“皖派”。皖派于训诂研究有重要贡献，其训诂有如下特点：其一，“清代古音学的发展，促进了训诂研究”。皖派学者不仅大量实践，撰述众多，且在理论方面亦有进步。其二，“考释名物、典章、制度是皖派训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三，皖派训诂研究“在资料的占有及问题的分析上有高于同时代学者的地方”。另，皖派学术活动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处于领先地位，但亦有主观臆断及不够稳妥之处。如今，“西方语言理论、古音学、语法学、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等成果的引进和运用，给训诂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是年6月，博士生张显成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两汉医籍用语研究》；12月，博士生刘利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
9月，博士生管锡华、杨文全入学。
年（68岁）
《谈异体字》，为贺《辞书研究》百期作，发表于《辞书研究》年第6期。通常说的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可从纵横两方面观察。纵向来说，“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阶段不可避免出现异体字”；横向来说，“可对汉字发展每一阶段的异体字进行分析研究”。就今天而言，异体字应是正体和俗体，古体和今体，繁体和简体。“用形声字的方式组成异体字是常见方式”；“改造字的部件位置、用会意方式造出新字，与已有的字组成异体字也为数不少”；“字的形体讹变，约定俗成，也会出现新的异体字”。又强调，“字典编纂须处理好异体字，判断字的异体关系于字典辞书有重要价值”，“字典编纂工作中收集资料非常重要，收集的资料多了，对于确定字的异体关系也就有了保证”。
《读李实〈蜀语〉》刊于《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由李行健等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明末清初遂宁人李实所著《蜀语》继承了扬雄调查活语言的传统。“《蜀语》记录的词语绝大部分是生活所必需的词，今天还有不少活在蜀人口中。”李实用“内省法”，“以自己能讲的话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其“记录的蜀语可看作明朝末年的四川话”。文章推断，“《蜀语》是研究明朝末年到今天蜀语变化的极好材料”，根据现代语言学方法，整理《蜀语》语音系统，对比今天的遂宁话，“对于认识明末以来这一地区的语音变化很有好处”。
12月，赵先生为管锡华《尔雅研究》作序，该文另收录于《古籍研究》年第1期。《尔雅研究》于年12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管锡华研治《尔雅》有年，该书对《尔雅》的名义、撰人、时代、著录、篇卷、内容、性质、体例等各方面都做了详尽探讨并提出自己看法。“《尔雅》的价值”一章，“不仅从语言学的各个部门进行论述，还从文化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做了分析，颇有新意。”赵先生特别提到“《尔雅》古今研究”一章，“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持论平实，不偏不倚，单这一章就是一部很好的《尔雅学史》”，“全书引证翔实，胜义纷陈；且文笔流畅，有极大可读性。”
博士生张能甫入学。
访问学者吉仕梅入学，研究方向为“《睡虎地秦墓竹简》语言研究”。
年（69岁）
《这种“共享”要不得》刊于《辞书研究》年第2期。文章驳斥王同亿“义项共享论”，指出其混淆了“词的义项”及“辞书的义项”，混淆了语言的客观存在及辞书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辞书的性质、规模、任务各有不同，对于某个具体的词，处理不尽一致，释文的撰写则更具创造性。
《别了，省成中》刊于《龙门阵》年第2期。
《冉駹的“冉”不宜音nán》刊于《语文建设》年第4期。据考证，冉駹的“冉”宜音rǎn，为汉代西南的少数民族。
12月，作《训诂原理》跋，孙雍长著《训诂原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六章，结构安排有鲜明特色。赵先生总结，书中花三章论述“以声音通训诂是清儒在训诂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从“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到字的声音与形、义的关系，到声义同源各节，胜义纷陈。书中“理论深刻，思虑缜密，能成一家之言”，“举证翔实，多为一手材料”，与东拼西凑以成“专著”者，不可同日而语。
当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出版，赵先生受邀撰“赵振铎”章，作本人语言文字工作自述，简述年始编《汉语大字典》至年全书出版全过程，及在高校招收学生及授课情况。
博士生张文国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为《〈左传〉名词研究》。
访问学者徐之明入校，研究题目为“《文选》音研究”。
年（70岁）
《训诂的内容和辨析词义的方法》刊于《四川自考》年第1期。
与*峰合作的《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刊于《中华文化论坛》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扬雄《方言》‘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欠妥当。”李敬忠先生《〈方言〉中的民族语词试析》“以《方言》中的楚语、南楚语作研究对象，考订出外来词近三十个，蔚为大观”。本世纪民族及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一些学者逐渐明白“民族的交往、语言的接触，相互之间会产生词汇的借用，从而出现外来词”，《方言》外来词问题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