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化工厂工人们顶着压力争分夺秒促生产的场景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治色彩越来越重，批判所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成为一场涵盖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的*治批判运动，并进而发展成为斗争矛头指向*的领导层和各级*组织的大规模*治运动。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就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年5月19日，成都市委召开局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并于会后立即在全市*员、干部中进行了广泛的传达。5月23日，四川省委向全省各地（市）、州及县以上*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知》，要求各级*委组织广大*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5月24日，经省委批准，中共成都市委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
7月8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向成都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期望能领导和控制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7月22日，市委召集成都市高等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正副主任和工作组长开会，会上明确，学生们外出串连势在必行，对学校成立的各种组织，要允许，不要用“非法”“阴谋”等说法。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通过并公布后，成都开始大游行、大宣传。8月20日，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9月16日，经四川省委批准，成都市委调整了文化革命小组，以加强对成都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工人与工人、学生与工人，可以进行串联。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随后，成都市开始组织郊区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成都全市广大城乡逐渐地发动起来。
成都的红卫兵运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普遍成立和迅速发展，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此形势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都地区各大专院校和中学也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年10月1日，成都地区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统一协调成都地区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体行动。随后，“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从“红成”中分裂出去，另立山头，形成了“八二六”派。成都地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逐渐归入“红成”和“八二六”这两大派系麾下。
红卫兵运动起来后，红卫兵们便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不但在学校里大闹“革命”，揪斗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还走出校门，“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四旧”、大串连和围攻冲击***机关等活动。
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的红卫兵则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为此，省委、省人委于9月9日成立了四川省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协调和接待学生和红卫兵外出串连等事宜。仅9、10两个月，四川省铁路、公路系统即按照省委的部署，把运送串连学生作为重要的*治任务来抓，共开行多列运送串连学生的专列，平均每天抽调多辆汽车承担转运学生外出串连的任务，运送量近万人次。由于当时各地各级**机关受到严重冲击而无法正常工作，加上赴外地串连的学生人数太多，在当时成都与外地交通线路不多（仅有宝成、成渝两条铁路和一些干线公路）、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形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大串连开始不久，就无法有组织、有序地进行，造成了交通运输秩序的极大混乱，火车晚点、误点从此成为常事。直到年7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简称“省革筹”）和人民解放*成都*区发出《关于停止外出串连和撤销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联络站学习队问题的联合通告》后，成都与全国一样，这场声势浩大的大串连活动才逐渐停止。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造反派”夺权。自从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后，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便很难把握和控制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及其发展。到红卫兵公开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口号后，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及各级**领导机关已经从运动初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变成“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斗争对象，无法行使其领导者和行*管理的职能。至11月下旬，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级**领导机关已陷入半瘫痪的状态，许多领导干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而遭到严厉的批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遭到挟持、扣留。
另外，年12月2日《成都晚报》总编辑章文伦被撤销*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籍后，成都市还刮起了一股将领导干部撤职罢官、开除*籍的风潮。至12月底，涌入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及各级**机关的造反组织和群众更加川流不息，致使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人根本无法正常办公履职。12月27日，《成都晚报》被封闭，改名为《红色电讯》，只转登新华社电讯，不再登地方新闻；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被改名为“成都人民转播电台”，从而使得成都市**领导机关及其舆论宣传渠道陷于瘫痪。年1月6日，上海发生“一月夺权”，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在此形势下，1月11日，成都市“造反派”也夺了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全市各级**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权也纷纷被“造反派”夺取，造成了全市全面内乱的局面。
“二月镇反”及其被否定。“造反派”在夺取了省、市*委、*府以及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的权力后，又进一步采取过激行动，激化矛盾。
在此之前的1月23日，鉴于全国各地**领导机关已经瘫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介入“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支左、支农、支工，*管、*训）。为贯彻执行中央“三支两*”的指示及其精神，人民解放*成都*区从四川省、成都市**领导机关已经被“造反派”夺权，无法履行领导和行*管理职能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成立支左办公室，派出大量干部战士，介入地方**工作，对省、市*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报纸等重要部门实行*管。
年1月29日，“造反派”冲击成都市公安局。30日，成都*区派出部队前往公安局，抓捕了抢劫公安局的首要分子。此举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成都*区。针对成都发生的持续围攻*区首脑机关的严重事件，2月17日凌晨，中央*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签发了《中央*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史称“二一七信件”）。
从2月19日起，四川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开始大规模收容审查“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即四川“文化大革命”史上著名的“二月镇反”，也是四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次纠“左”的努力。“二月镇反”以后，成都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大多偃旗息鼓，有些组织已经基本解散，因“一月风暴”及夺权斗争所造成的极度混乱局面暂时平静下来。在解放*成都*区的领导下，以解放*为主，成都市陆续成立了市、区各级生产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开始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秩序。
为解决四川问题，5月7日，中央正式宣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中央出台“红十条”的目的，是想稳定四川的局势。但是从4月初起，随着中央*委“十条命令”和“红十条”的发布，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再度恶化，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彼此间的斗争，从起初的口头辩论、小摩擦、小纠纷，到拳脚相加、纠缠厮打，再到用石块、棍棒、钢钎等冷兵器搏斗，随后又发展成用枪炮等热兵器战斗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为了进一步解决四川地区“兵团派”和“红成派”这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尖锐的派系斗争及武斗流血事件不断的问题，稳定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年3月至5月期间，中共中央再次出面，安排四川省革筹、解放*成都*区及驻川部队领导人和“兵团派”、“红成派”两大群众组织头目多人（最多时达到多人），到北京参加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的学习。北京学习期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四川问题作了“三一五”和“四二七”两次重要指示，强调四川省革筹和*队要加强团结，批评了刘结挺、张西挺把矛头指向*队的错误言行。
经过北京学习班的学习，成都地区的“兵团派”和“红成派”群众组织达成了《革命大联合协议书》。年3月25日，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工人67人、学生43人、机关干部4人在《革命大联合协议书》上签字，实现了初步的大联合。
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参加北京学习班学习的成都市个基层单位，有个实现了大联合，从而为成都市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温馨提示
主办
中共成都市委*史研究室
总编辑
曾新
副总编
杨云芬
主编
徐源松
执行主编
向仕才
编辑
林建游一帆王冉杜欢欢
采编
向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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