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对少数民族制定了很多优惠*策。蒙古族是少数民族，属于优惠范围。“蒙皇族后裔铁改余说”，不仅有一套元朝“帝王家”的华丽外衣，名声风光，而且还是少数民族，能享受优惠*策，因而引发了更多西南余氏攀附“蒙皇族后裔铁改余”以自荣、自利。某些*府部门和地方*府不但认识不到这种现象对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的不良影响，不去积极引导，反而从本位思想出发，助推“蒙皇族后裔铁改余”虚美思潮的合法化。
、荣盛先生：西南地区“铁改余”假蒙皇族演变为“真蒙皇族”的主导者
年4月，远方出版社出版了原内蒙古*委统战部副主任，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人民*府参事室*组书记、主任，*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八届常委某某撰写的《追寻蒙古族后裔的足迹》一书。荣盛先生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对“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中专门一节说：“荣盛：贵州蒙古族身份的识别者。”这太谦虚。实际上应该说，“荣盛：西南地区“铁改余”假蒙皇族演变为“真蒙皇族”的主导者。”因为从书中看到，从开始至现在、从贵州到云、川、渝整个大西南，“铁改余”假蒙皇族被识别鉴定为“真蒙皇族”，都是荣盛先生主导的。
⑴荣盛先生是“铁改余”假蒙皇族鉴定为“真蒙皇族”的始作俑者
据《追寻蒙古族后裔的足迹》记载，年2月初，荣盛先生出席了在贵州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联合召开的《全国部分主要院校民族班经验交流会》。期间，贵州省民委主任熊天贵找到荣盛先生，请他帮助识别一下毕节专区大方县的群众说他们是蒙古族的问题。
十二月八、九两日，荣盛先生到大方县马场区和六龙区进行了调研，分别召开了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了当地其他民族对铁改余姓的看法，还到当地群众所认为的老坟上察看了碑文及石碑周边雕刻的图案等。在返回贵阳的前一天下午召开了交换意见会，毕节地区统战部、民委及县里的有关领导、民委和民族识别办公室的同志出席了会议。实际上主要是大家听荣盛先生讲述这几天调研的结果。荣盛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依照民族识别*策的要求，几天来调查了解到的资料、情况、事实，依据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及谱志学诸方面的客观事实的存在，我认为大方县余姓人氏是蒙古族确信无疑。这个意见，得到大方县委、*府主要领导同志的欢迎。”
这就是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姓人氏是蒙皇族的整个过程。调查了解时间非常短，材料既不充分又不真实，根本就没有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思考，很不严肃。
首先，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主要根据，大方县同治八（）年余洪珍所修的余氏家谱是抄袭冒籍谱
该谱说：“我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又有：“大元太祖高皇帝，姓奇渥温、名铁木真。吾祖铁木建，是其后裔也。”
现在已经查明，上述内容抄袭于四川省长宁县上长乡谢家桥余氏冠名“余之纲、余之纪”年前后撰写的《余氏族谱》谱序。
经考证：四川省长宁县上长乡谢家桥余氏，于明末由湖南新化县迁来，“余之纲、余之纪”谱序是其对湖南新化县松山坪余氏始祖“余纪、余纲”谱序的文学加工；余纪年由湖广五开卫中潮所（今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奉例屯田”迁湖南新化县松山坪，余纪自述为明朝开国元勋俞廷玉五世孙（疑实为俞廷玉宗族扈从）。
荣盛先生对大方县《余氏家谱》谱源都没有弄清楚，就把它作为主要依据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古族皇室后裔，太草率。
荣盛先生绕开对大方县余氏入籍祖的考证，去考证元史中都有的“孛儿帖赤那”之姓的来由，避实就虚，没有意义。
荣盛先生对所谓年余大量谱序的文本都未进行考证，就用它来证明“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存在，说明他没有基本的文献研究常识。现已查明，所谓余大量“铁改余”谱序，全为伪托。
第二，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另一根据，是铁改余祖先逃避红巾袭扰时的盟誓诗，但该诗无法支持他的结论
盟誓诗的第一句“余本元朝宰相家”。荣盛先生是蒙古族，又是学历史的，难道不知道蒙皇族不出仕不尚科举，不当宰相吗？如果知道，宰相家又如何是蒙皇族呢？
同时，盟誓诗又说，“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难道荣盛先生不知道，四川泸州没有泸阳河，那来的“泸阳岸”呢？况且，据泸县县志记载，泸州的所谓“凤锦桥”（惠济桥），建于明万历三（）年，怎么能成为九子十进士年左右的插柳分手地呢？
不仅如此，笑话还闹笑到今天。荣盛先生在《追寻蒙古族后裔的足迹》中把泸州说成是重庆市的泸州。这是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指鹿为马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见图。
第三，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另一根据是，许多余姓老乡讲到自己的父辈给他们在家里讲，我们家不是汉人，这一根据太勉强
虚构的“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说”在清初就有了。现在大方县余氏的父辈有多老呢？父辈的父辈的父辈又有多老呢。填川余氏移民从康熙中后期就开始冒籍虚构的“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以自庇自荣，今天大方县余氏讲他们的父辈给他们讲我们家不是汉人，是蒙古人，难道能早于清初吗？他们怎么能不听说呢？难道清中晚期以来对清初虚构的“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说”的口口相传就是真的？余姓邻居也听说过虚构的“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说”，“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说”就是真的吗？
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连大方县余氏不断代的入藉祖是谁都没有考证，难道荣盛先生没有读过蒙古历史学家扎齐斯钦关于论证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必须要有不断代的世系考证为依据吗？如果没有读过，说明荣盛先生太孤陋寡闻了。如果读过又不去考证，荣盛先生的鉴定就太不严肃了。
第四，荣盛先生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证据有很强的倾向性，存在选择性失语与选择性强化
荣盛先生为了证明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搜集了该县3个少数民族地名，交有关蒙古族专家鉴定，结果被否定是蒙语；在铁改余聚居地燕坪乡拓印了一块有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字墓碑，经内蒙古大学蒙古文教授鉴定，被否定是蒙文。这些都没有成为某某先生否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的证据。另一方面，荣盛先生在云贵川渝考察过程中，发现有的余氏祖墓上有马、祥云的图案，有的余氏家族中保存有马鞍、弓箭，生活习俗中有“三月祭祖”、“以九为吉”与蒙古族的生活习俗相似之处等，没经过严格认证，就认为是“蒙皇族后裔铁改余”的证据。难道汉族和其他民族就没有“三月祭祖”、“以九为吉”等类似习俗吗？
⑵荣盛先生鉴定“铁改余”为“真蒙皇族”，推动西南地区和内蒙掀起了广泛的“蒙皇族铁改余氏”返本归源活动
荣盛先生在鉴定大方县余氏为“蒙皇族后裔”后，云、贵、川不少铁改余氏纷纷跟进。为了进一步推广成果，荣盛先生于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了“贵州省余姓蒙古族族籍考”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按年2月在大方县调查交流会上所列提纲的内容整理而成。在荣盛先生及内蒙民委的引导下，西南地区弘扬蒙古族历史文化的活动广泛兴起。
首先，各地成立了“蒙皇族后裔铁改余”民间团体
“如成立于年4月的云南蒙古族研究委员会，是成立较早的民间团体组织。该委员会当年组团应邀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拜谒了成吉思汗陵园、参观了内蒙古大学等，同时出版发行了《云南蒙古文化通讯》刊物，促进各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
此外，西昌蒙研会、贵州省蒙研会、中华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非法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年5月在四川省宜宾市召开的西南地区铁改余姓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有来自内蒙古、湖南、贵州、重庆、四川、广东等省（市、自治区）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和铁改余姓同胞参加会议。四川省*协副主席章玉钧及宜宾市*协、民委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各新闻媒体均做了采访报道。领导和专家们一致认为，多年来，这是除内蒙古外，全国首次在内地专题研证。”
“西南地区的蒙古族——铁改余姓历史文化会议。它是‘九子十进士’惜别凤锦桥6个多世纪以来，其后裔们的第一次团圆盛会。会议使铁改余姓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将铁改余姓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引向纵深。”
第二，编辑了系列《铁改余氏宗谱》
“近20年来，西南地区各省（市）铁改余姓有志之士，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往返于大江南北，拜望长者、访问族胞、搜集家谱、勘察祖茔、拍摄照片、拓印碑文、查阅档案、遍访方志、请教专家及学者、寻踪觅迹、潜心研究。先后出版了《孛儿只斤·铁改余氏宗谱》（贵州省铁改余氏宗谱）第一卷、《成吉思汗后裔余氏谱（贵州省铁改余氏族谱编修委员会）（主编余明达）第一册、《蒙古族·余氏宗谱（中华余姓历史文化中心重庆市蒙古族余氏修谱委员会编）第一集、《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云南民间家族志谱系列）、《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姓总谱》(中华余姓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全国修谱编委会编)、《铁改余氏重庆总谱》（重庆市历史学会铁改余专委会编）。”
第三，申请了“当代中国蒙古族历史”的国家课题
“国家社科项目‘当代中国蒙古族历史’的专家、学者们深知大批西南蒙古人的存在和他们这些蒙古族后裔的思乡、思情情怀。为了让项目更加圆满、真实、创新、不留历史空白，内蒙古自治区民委以‘函商’的方式，请求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民委及相关机构，将西南各地的蒙古族后裔之实况及历史资料调研后汇集上传，以支持‘当代中国蒙古族历史’这个项目的圆满完成。项目专家、学者组专访了中华铁改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非法组织）。该中心向项目组的专家、学者全面地汇报了该中心成立以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铁改余姓的多项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专家、学者们的称赞与欢迎。
为了把铁改余姓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更深入一步，年7月25日，中华铁改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非法组织）主任余森先生，将重庆余姓的文化资料调研任务交给重庆市专委会领导，要求加快落实这项工作。为此，重庆市铁改余姓专委会的监事长余德明当场将这项工作任务交给余果，经领导短暂的交流与协商，重庆市专委会领导确定：由余果、余常怀、余和鸣三人组建“重庆市铁改余姓文史资料收寻组”，赴全市各区（县）开展综合文史资料的收集、调研、整理、汇集等系列工作。”
第四，整理制作了系列音像视屏资料广为传播
“中华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各地就铁改余姓的各项活动刻录了各类会议、活动的光碟资料，编纂出版了《惜别凤锦桥》《在四川的蒙古人》等。
特别应提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第4频道播出的《天府之国蒙古人寻根》节目，连续向国内外播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还有木建祖的朝王匾、九龙一凤杯和筷等先祖遗物和先祖传承的‘余家拳’和‘余氏医术’，相继挖掘、整理。这些都闪耀着铁改余姓蒙古族的独特历史文化智慧光辉。”
第五，邀请云贵川渝铁改余氏赴内蒙参加各种活动
“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铁改余姓蒙古族中，很多人通过多种途径回内蒙古老家、成吉思汗陵园祭祖。家中供奉成吉思汗、忽必烈像，举行清明祭祖盛会，参加内蒙古有关盟市、旗县的那达慕大会，穿蒙古族服饰、取蒙古族名字、唱蒙古族歌曲，过年贴蒙古文对联和蒙古族风情年画，学拉马头琴等现象蔚然成风。”（以上内容摘自荣盛《追寻蒙古族后裔足迹》第5-54页）
⑶荣盛先生鉴定的“铁改余蒙皇族后裔”遍及全西南
国家()民*字第37号文件，要求各地暂停民族识别工作。但荣盛先生年后在西南识别鉴定“真蒙皇族”的活动并未停止。他认为，按照国家(98)民*字第60号文件精神第一条原则，云、贵、川、渝三省一市铁改余的谱牒及传说都较为一致，符合60号文件第一条原则规定，应识别为“真蒙皇族”。为此，荣盛先生又先后到贵州黔西、金沙、纳雍、遵义、仁怀等县，四川的成都、泸州、富顺、隆昌、西昌、德昌、洪涯等地，云南的镇雄、宣威、文山等地，重庆的长寿、酉阳、彭水等地进行了调查识别。鉴定了一大批“铁改余蒙皇族后裔”。见某某《追寻蒙古族后裔足迹》目录。
按照鉴定大方县“铁改余”假蒙皇族为“真蒙皇族”的标准，荣盛先生在这些地方的调查识别中，凡是家谱中抄有“余之纲、余之纪”谱序的“铁改余氏”，都鉴定为蒙古族。在国家()民*字第37号文件要求暂停民族
识别工作后到年期间。在当地民委、荣盛先生及某某民委的帮助下，云、贵、川、渝又有一批被认定为“铁改余蒙皇族”。仅云南曲靖市所属三县（沾益、富源、会泽）一市（宣威市）一区（湖膨区）年就认定铁改余蒙古族5万余人，并行文上报国家民委批示。被荣盛先生识别认可但没有被国家认可的西南“铁改余蒙皇族后裔”就有一百多万，占整个西南余氏居民的五分之四。（见年中华余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全国修谱编委会编的《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姓总谱》）
不仅如此，重庆万州余定生支系从来不承认本支系是“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也被荣盛先生识别认定为“蒙皇族后裔铁改余”，（见某某《追寻蒙古族后裔足迹》第52页）。某某先生“招兵买马”已经不讲任何标准。
2、某些ZF部门的浅见与本位思想，推动“蒙皇族后裔铁改余”合法化
一方面，由于“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姓说”源于清朝初年，有一定的历史性。而且，元朝末年，也确实有一些元朝蒙古族**人员由于在西南地区兵败，没有回到北漠，留在了西南。这些蒙古民族为了生存，有改名换姓的客观可能，不容易鉴别，为人们鉴别民族成分带来难题。因此，一些ZF部门由于对西南地区历史上流传的铁改余传说没有深入了解，当一些人拿来清朝中后期的家谱或文物，说自己是“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姓余”时，就轻易相信了他们的说法，为他们“落实了*策”，把他们改成了蒙古族。
另一方面，有些ZF部门，不是没有研究能力与条件，而是从本位出发，有意借用少数民族名义，用以争取*策，发展当地经济。还有些地方ZF，有能力也有研究，但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出发，有意助推“蒙皇族后裔铁改余”虚美思潮的发展。
“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活动，迅速兴起于荣盛先生年底识别鉴定贵州省大方县铁改余为“真蒙皇族后裔”后。据年编《云南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总谱·大事记》记载：
“年7月，四川省汉源县余子均到青神县找余仲德借《余氏族谱》去内蒙古自治区。由自治区民委出证明，再去北京走访国家民委，回四川后于第二年改为蒙古族籍。年，贵州省大方县铁改余姓经*府批准计万余人改为蒙古族籍，凤山蒙古族乡成立。年，云南省文山州广南、西畴，曲靖市、丽江地区部份铁改余姓经*府批准恢复蒙古族称谓。”
“年，四川汉源县余子均受内蒙古邀请参加那达慕活动。年5月，云南宣威市田坝乡余少凯只身到内蒙寻根问祖。年元月8日余少凯、余仕孔走访贵州大方县民委，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荣盛著《贵州省余姓蒙古族族源试考》等有关珍贵资料。
元月6日余少凯、余开文等共同发起铁改余返本归源蒙古族续修族谱，并与内蒙古民委荣盛副主任联系，荣副主任回信热情鼓励和支持。”
“年2月初，铁改余姓返本归源蒙古族续修族谱委员会成立，主任余少凯，设副主任、委员。
8月，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荣盛和那楚格先生来电邀请铁改余姓同胞回家参加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活动。以余少凯、余庆珊、余庆元、余思统、余绍明、余廷达组团，带着‘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型横幅参加庆典。0月6日，在云南宣威召开‘铁改余返本归源蒙古族研讨会’，云南省社科院、云南民族研究所、云南蒙研会、宣威市民委主要领导、教授及内蒙古亲人参会指导。同时，召开‘铁改余蒙古族第二次代表大会’，内蒙古荣盛主任、那楚格先生、赤峰市民委、西昌市民委发来贺电。”
“年3月5日，宣威市民委关于铁改余氏要求恢复蒙古族称谓，经半年的调查，认定为蒙古族，同意返本归源，并报市*府。”
“年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府主席云布龙在昆明连云宾馆五号楼接见铁改余姓蒙古族代表，余少凯、余音，荣盛主任作陪。余少凯向云主席敬献蒙古族《铁改余姓宗谱》，主席即兴为之题词，并深情邀请铁改余姓同胞组团访问自治区。2月6日，云南省民委致函曲靖市民委，由曲靖市委市*府上报铁改余蒙古族识别认定意见。”
“年5月2日，云南宣威市委、市*府召开铁改余姓公民要求恢复蒙古族称谓座谈会，省民委高广副主任、曲靖市民委主任、宣威市委书记施洪甲，常务副市长张奎柱、民委主任王治国等出席会议。0月；云南省民委通过调查研究，曲靖市所属三县（沾益、富源。会泽）一市（宣威市）一区（湖膨区）的铁改余，认定所辖5万
余人为蒙古族，并行文上报国家民委批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地方阻止不准申报蒙古族，余庆珊、余少凯行文上访国家人口普查办，答复按如实报办，终于冲破阻力，有四千多人申报为蒙古族。0月28日，重庆市大足余登辉同胞专程来宣威修普办走访联络，并与贵州同胞余朝林、余大明等一起赴昆明参加云南蒙古族年那达慕大会。在研讨会上，国家民委副主任文精讲到了铁改余蒙古族同胞要求恢复族籍问题，他说‘这是*的民族*策的伟大，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解决，大家共同下点功夫。’月20日，曲靖余天耀、沾益余廷达受全体同胞委托专程赴昆明拜会文精副主任，再次表达了要求恢复蒙古族称谓的强烈愿望。”
“年3月27日，四川宜宾召开“全国铁改余姓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会议”，全国姓氏会、中央电视台姓氏栏目主持人、四川省*协、民委及姓氏学会等负责人及来自内蒙古、甘、湘、云、贵、川、渝的同胞共余人参加。”
“年三月十八、十九日，“四川省历史学会中华姓氏文化学分会余姓文化专业委员会”在成都四川农干院招待所召开，主要内容：l、少数服从多数确认铁木健祖的父亲是真金；2．议定沪县会议《倡议书》；3、关于组织机构的名称是否对云、贵、渝适用（因冠有“四川省”三字）的解释。四月七日，筹划修谱的班子。五月二十八——三十日，在四川沪县召开“成吉思汗后裔（铁改余姓）沪县恳亲招商会议”。主要议题：、认祖归宗，发展经济；2、统一宗派，修全国性家谱；3、在沪县十兄妹分手处修建“成吉思汗纪念馆”相关事宜。正式代表32人，特邀嘉宾40多人，当地余姓族人约人，共约余人。七月十九日，由余少凯、余元富。余成文、余学模、王文芝等约80人由成都乘火车去内蒙古参加圣祖成吉思汗周年祭祖活动。”
“7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在成都四川宾馆，内蒙古自治区*府余德辉副主席下榻处，余副主席亲切接见了‘中心’主任余炼、监事长余春元、副主任余治伦和总顾问余开元等族人。余炼主任向余副主席汇报了西南地区蒙古族余姓族胞的思念和信心及发展经济奔小康的设想。余副主席高兴地热切欢迎族人回家探亲和投资。晚上，内蒙古自治区*府原主席云布龙的亲妹，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云丽珠女士在成都四川宾馆住地亲切会见‘中心’主任余炼、监事长余春元、副主任余治伦和顾问余开元。双方进行了亲切热烈的座谈。‘中心’主任余炼代表族人感谢云布龙主席生前的关心和对他深切的缅怀，感谢云丽珠部长的热情接见和邀请‘回乡观光，一定到她家作客’。八月二日至七日，应内蒙古自治区*府邀请，西南地区铁改余姓蒙古族以‘中心’余炼主任为团长，余春元监事长为副团长的一行十三人恳亲经贸代表团，参加国家在内蒙举办的‘民交会’和‘呼洽会’还参加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了自治区余德辉副主席和相关部门的热切欢迎。到成陵拜祭了太祖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祖宗）。”
“年7月日‘中心’委派副主任余安黔和编委副主任余德连携四川青神县《余氏族谱》前往内蒙古寻根访祖。在自治区民委、鄂尔斯民委和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领导、教授的关心下，特别是已退休的荣盛主任的热情帮助下，于6日在鄂尔斯市蒙佳宾馆见到了蒙古末代王爷奇忠义长子沙若飞先生。余德连先生持的青神《余氏族谱》与沙若飞先生持的《蒙古世系》，经双方对谱，共同认为青神《余氏族谱》世系与《蒙古世系》的记载完全一致，可以确定青神《余氏族谱》世系为：元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大名王禾忽——南平王秃鲁又名铁木健——余姓肇姓始祖：九子一女。”
3、某些宣传媒体的浅见与猎奇，推动“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活动合法化
各种媒体对“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的报道也随着某些*府部门的助推而展开。据年编《云南蒙古族皇后裔铁改余总谱·大事记》记载：
“年4月，云南省《曲靖史志通讯》第期刊载了云南民族学院氏族研究所教授高力土文章《曲靖市余氏族源考》。99年7月3日《四川工人日报》刊登苏铁生、石元清文章《富顺县有成吉思汗后裔》，介绍铁改余是成吉思汗后代子孙。十月云南省《镇雄风物志》载《余伯金墓》，称‘是元朝蒙古族皇室后裔之墓’。年2月24日《内蒙古日报》刊登蒙林文章《贵州的蒙古族为什么姓余》，介绍贵州大方县铁改余蒙古族的情况。”
“年元月，蒙古国《世界蒙古人》邀请铁改余氏代表在7月日蒙古国庆时访问外蒙。呼日察《在云南蒙古文化通讯》上发表《户籍上恢复称谓是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指出云南省民委将“铁改余姓”公民恢复蒙古族称谓上报国家民委，深得民心。”
“4年五月十九日，华西都市报刊登特约通讯员涂劲*文章《成吉思汗后裔隐居健为年》，并附《余氏家谱》持有和研究者余元富照片。十一月三日，成都余德连驱车去双流县煎茶镇寻亲对谱，成都晚报和成都电视台三、四、五日连续报道。”
中央电视台4台年2月《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中，也把族谱上明明白白记载的由余后余氏，报道为蒙古族皇室后裔改姓余氏。为“蒙古族皇室后裔改姓余氏”攀龙附凤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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