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的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来源丨与尔同扯万古淡（ID
orthesame）作者丨小楠当了11年记者后，我学会了「偷东西」大家好，我是小楠。本人80后，性别女。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报社记者。从年1月起，干了整整11年。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觉得当记者能遇上的人多，碰上青年才俊的机会就多，说不定呢……是吧？但没想到的是，不仅这个愿望落了空，还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比如，「偷东西」。01那些年古早的报社会根据不同的报道领域划分部门，部门底下再细分战线。有的老记者一辈子都待在一个部门，而我恰恰相反。农业、工业、金融，一、二、三产业都跑过；市委市*府大院常去，也客串过体育记者采访汤尤杯、充当娱乐记者参加电影首映；无论是采编还是经营，无论是一线记者还是后台新媒体编辑，我都干过。因为工作关系，有幸参与、见证过很多大事，见过很多大人物。参加过级别最高的采访，是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其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现在还经常在新闻中听到他的名字。时任中方外长杨洁篪，很nice地接受了湖北本地媒体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杨外长的儒雅风度，让我印象深刻。这样的面对面，和在电视上看到完全不同，是能感受到更多细节的。▲那时的手机还不怎么能拍照，这是同行老师用相机帮我拍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算是「我来过」的见证。但这种活动虽然高大上，其实给记者，尤其是地方记者的空间很小。我更喜欢自己全程负责的、此前为活动预热造势的专题报道——武汉与印度、俄罗斯的交往。我和武大医学院的印度留学生柯兰聊过他的家庭和留学生活，他现在还会在QQ上祝我新年快乐；和武汉的企业和武汉的姑娘伢，聊他们在印度的项目和工作经历。这些故事和人，更鲜活。我采访过最知名的人物，是诺奖得主丁肇中。稿子见报后，被同事送到丁先生手上，得到他的赞许。其实对于这样的大人物，这样短时间的集体采访，很难写出花。我个人更喜欢的是主报道外，自己主动写的一篇记者手记。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但这样的话，能写出来、能发的并不多。▲记者手记原文。时间太古早了，现在能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痕迹已经不多。我和贝聿铭先生的次子贝建中聊过央视大楼「大裤衩」，和普通话比我还标准的相声演员大山聊过他家乡的太阳马戏团，曾和羽毛球名将李宗伟面对面，和超儒雅的罗康瑞先生聊过天，某电影首映礼在《潜伏》中扮演站长的冯恩鹤老师就坐在我前面，也在洞庭街的老房子里和旅美小提琴家刘明坚先生聊过他做的小提琴和满屋子可爱的学生，还见过某日企中国区老大的随行美女翻译面无表情机器人般完成工作超级酷的样子。那些曾和我坐过同一辆车、在同一个会议室开过会的官员们，有的高升，有的病逝，有的被S规，甚至上了红通名单。最开心的事是，在同城媒体的同题报道中，拔得头筹。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得最好，不容易。学到最实用的技能是「偷材料」。找到人、拿到材料，往往记者的工作就成功了一半。但有些情况下别人不给会议材料怎么办？前辈教我——不能太老实，可以找机会偷偷从桌子上拿。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古早时代，除了刷脸，这大概是完成工作的唯一方法。说这些并不是凡尔赛，因为和我曾经的同事们比起来，我的这些经历实在太普通。他们中有人去过震后的汶川、玉树，去过核泄漏后的福岛，到达过南极、北极和珠峰大本营，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被点名，拍下过全网点击过亿次的照片。包括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在武汉，记录下这个处于风暴中心的城市最真实的一面。只是很多内容，并不能刊发在他们供职的媒体上。02那些事说几个我印象最深的采访吧。作为一个地方媒体，又不跑突发，出差的机会并不多。但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境，都是拜工作所赐。其中，路途最遥远的两次出差，都是去*。第一次是年末，我工作的第一年，随民*部门护送一位不愿意当小偷的维族小男孩返乡。他的家乡在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这个我从未听过，这辈子大概也只会到这一次的地方。我们需要从武汉先坐40个小时的火车、历经两个晚上，抵达乌鲁木齐，再转10小时的火车。因为有媒体随行，我们才得以坐上硬卧，搁平时这种送返的工作，是只能坐硬座的。也因为有摄影记者随行，采访内容比较单一，我才得以留下这11年里唯一的工作照。那个时候手机不能上网，但稿子要照常发。我采用的笨办法，是先在电脑上打出来，再通过短信发给后方。▲在火车上写稿子。第三天一早抵达乌鲁木齐，和当地民*部门接洽后，为了尽早把孩子送回家，决定当晚就坐长途卧铺汽车去沙雅县。汽车需要开一整夜，车上除了我们四个，其余全是当地的维族同胞。那个时候比安全更让我烦恼的是充斥车厢的浓烈气味。车行途中，司机临停路边，大声喊旅客下车方便。环顾四周，并无厕所。当地同胞们背着大巴车，在路边就地解决。那些白花花的背影，和当晚满天的繁星，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当地被拐骗到内地的小孩不少，但小男孩是第一个被送回来的，教育局和学校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学校里唯一一个汉语老师，给我们做翻译，我们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那几年内地维族小偷的问题十分严重，哪个武汉人如果在逛江汉路的时候没有被偷过，简直是奇迹。但我们去了当地才知道，村民们其实很淳朴。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实他们是连酒都不能随便喝的。很多小孩都是受了骗，被拐到外面，想回家也回不了。因此，我们的「英雄壮举」，得到了学校老师的热情招待。举行正式仪式前，老师们开车带我们去看附近的胡杨林。途中，两个体型健壮、满脸横肉、留着络腮胡的男人，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两只小羊羔，和我们的小车司机叽里呱啦一通后，消失在胡杨林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哪里的屠户，找司机问路之类。等我抵达目的地，竟然看到那两个「屠户」，在宰羊烹饪。这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学校的老师。等我们进屋子的时候，那两只小羊羔已经变成了羊肉串和水煮羊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清水煮羊肉，只放盐，但特别美味，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了。▲第一次见这样的羊肉串，震惊了。当地的特产是一种有好看刀柄的小刀。络腮胡老师见我喜欢，顺手就把手上一把割羊肉的刀送给了我。小男孩家人也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从学校的现代建筑拐进村里，看到一片低矮的土墙房子，汽车轮胎扬起一片片尘土，我一瞬间以为到了新闻里的阿富汗。看得出男孩的家人是在以最高礼仪来接待我们。我们进屋时，炕上已经铺上了华丽的毯子，摆满了瓜果，妈妈和姐姐还给我们煮面食。当别人已经开吃的时候，我和同事一个忙着采访记录，一个忙着拍照。▲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受这样隆重的礼遇。曾有同行调侃，「他们吃着，我们看着；他们坐着，我们看着」，就是记者的真实写照。▲任何时候，干活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回程我们终于没有再坐卧铺汽车了，改坐卧铺火车，也一样需要10小时才到乌鲁木齐。沿途全是荒凉的戈壁滩，那种死灰一样的颜色。结束工作后去的唯一一个景点是天池，因为近，但也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看到的天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平平无奇的水池子。第一次对*旅游失去了兴趣。如果说我们经历的事有分，那么写在报道里的可能只有50-60分。我个人倒是因为这次经历，对维族未成年小偷有了些不一样的认识，觉得并不能一味苛责他们。但讽刺的是，我回武汉后不久，就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包子铺被维族小孩偷了钱包。经人提醒，我在马路对面的公厕里堵住了小偷，拿回了钱包。后来想想，自己也真是胆儿肥，但凡周围有一个盯梢的大人或大孩子，后果都很难说。第二次去*，是不到2年后，*爆发75事件。因为有去*的经历，我又被派去采访。中午得到通知，1小时后就报社集中出发。这回是坐飞机。从官方的报道中，我们都知道事情很严重。乌鲁木齐当地具体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没有联系人、没有保障，但必须出发。我们抵达的当晚，就直奔新闻中心。这里是全疆唯一通网的地方，而且，需要网线连接。为数不多的几个网线都被中央和海外媒体占据着，我们是现场唯一的地方媒体。为了发稿子，我们通过电话口述给后方同事，再由他们整理成文字。第二天，这些报道成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注意，一道禁止地方媒体报道的命令层层下发。我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回。那些第二天好不容易采写的稿件，全部作废。现在，我试图很努力地回忆当时乌鲁木齐的街景，却发现记忆很模糊。虽然那时秩序已经恢复，但紧张感是一直存在的。从这次之后，我再也不想去*。▲当年写的日记，就写了这么一篇。遣词造句，还挺，中二的。这11年的记者生涯，我最大的遗憾，是一篇没能见报、也无法找回的稿子。采访对象是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一名普通工人师傅。我甚至已经记不起他姓什么。那同样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是大庆。整个部门做了隆重的策划，前期做了大量采访，计划当天以「头版主报道+4个整版相关报道」的形式推出重磅新闻。然而就在我们见报前几天，同城另一家纸媒率先在头版刊发报道，主题、内容和我们计划的主报道非常雷同。但这个内容，应该是我们的独家。友报记者是怎么得到的呢？当面问，人家是死不承认。但是，*才信是他自己找到角度并采写的。后来分析，因为我们发稿用的方正系统是通用的，当时是可以任意看到其他媒体的稿库的。报给报社领导后，报道的事没说啥，稿库权限过了一阵倒是调整了。好在，我们的系列报道十分扎实，就算主报道失去了先发优势，后面四个整版的报道仍引起了轰动。其中，年的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是首次在本地大众媒体上披露破案细节。其实，第一组报道见报的同时，第二组报道的策划、采访已经在同步进行中了。我被安排采访一个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工人师傅。老师傅当年建设完武汉长江大桥后，又去南京参加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后来就一直定居南京。那次是随公司回武汉参加50周年庆典的。我坐在老师傅的宾馆房间里，和他聊了2个小时，弄清楚了武汉长江大桥首创的「管柱钻孔法」的很多细节。老师傅那一辈老工人的奉献、敬业精神，也打动了我。当了一辈子工人的老师傅，大概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我拍胸脯说回去一定写篇漂亮稿子。回来后稿子是写了，自己挺满意，主任也觉得不错。我就等着稿子发出来的时候，给老师傅说一声，寄份报纸过去。可是，老主任看过第二组所有报道后，觉得整体分量和第一组有差距。既然无法超越第一组报道的质量，第二组报道就不再刊发了。我和老师傅再也没有联系过。对他两个小时的讲述，和隐藏的期待，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更遗憾的是，因为有盗稿事件在前，为了保密，第二组报道写稿、传稿，全部采用本地word文档+u盘拷贝的方式进行。而数次改稿、传稿之间，老师傅的稿子我再也没找到。▲工作前4年用过的14本采访本，里面有欣喜，亦有遗憾。最神奇的一次采访，是去浙江金华找一个小学生。年夏天，总编辑转过来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个金华三年级小学生写的，直指他来武汉旅游期间遇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总编辑说，找到他，采访。信中没有留联系方式，只知道孩子的学校名字。但正值暑假，相隔公里，没有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