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康谦：辽宁锦州人80后做过自来水收费员、抄表员、送水工，17岁开始发表处女作，作品曾在《中国作家》《曲艺》等杂志发表，剧本曾获夏衍杯剧本奖，钟山杯全国电影剧本大赛三等奖，首届全国华文影视剧本大赛入围奖等。编工委第二期编剧培训班学员。
康谦寄语：“当年怀揣着一颗对文学虔诚的心走上了编剧的路，但没想到现实这么残酷，受人冷落，嘲讽，独自坚守，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几天后,深圳富士康的一栋楼上,工人许立志从17楼一跃而下,空留厚厚一摞让人唏嘘不已的诗歌。
相距几千里的悲喜剧,映照着底层打工者的文学之梦。他们用双手触摸着最现实的生活,却用文字刻画着孤独的灵*。
宣泄的出口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许立志《出租屋》)
年的某一天,去北京推销剧本的康谦,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一个年轻人从高高的楼顶飞跃而下,落到北三环坚硬的地面上。“他穿着一身西装,是个帅气的小伙。”康谦说,“跟我差不多年纪。”回到出租屋,康谦一宿没睡,他从没见过死人,这是第一次。
康谦是辽宁省锦州市凌海自来水公司的一名送水工,今年32岁,高中毕业。他热爱写剧本,在年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七八年,却没有任何起色。那年初春,北京还飘着雪花,康谦从老家跑出来,想把剧本拿给自己崇拜的编导看看。但是没人能看上眼,于是他东奔西跑,四处碰壁。
第二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刷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康谦蜗居在团结湖附近的地下室里,在黑暗中为自己的梦想寻找出路。
地下室只有两平米,放一张单人床就满了。康谦在这儿一直待到夏天。夏天的屋里没有风,一进门就喘不过气,让人窒息。每天早上,康谦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通风口晒晒阳光,不刷牙不洗脸,就站在那儿。“这一天又开始了,我还活着呢!”他想。然后,他回到地下室,疯狂地写,一天写一万字。
许立志是深圳富士康工厂的一名工人,“白天为生活奔波,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他的诗写得很好,好到有人要为他出版诗集,还要为他拍纪录片。但是诗集和纪录片还没出来呢,他就从高楼上跳了下来。
不光康谦和许立志,很多底层打工者都在写诗、写小说、搞文学创作,他们来自煤矿,来自制衣厂,来自建筑工地。在陈想菊和男友冉乔峰经营的打工诗社里,进进出出的“文友”有几千人。
铆劲儿拿奖
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悄无声息地融入一个个工厂、工地,在冰冷的机器间低下头,就此沉默。他们创造着新闻里的GDP数字,可是很少有人去书写他们。于是,他们自己写。
康谦最初的坚持,除了爱好外,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考虑,就是去县文化馆工作,可是人家给出的门槛是本科文凭。不过还有另一条路,就是能获得三个以上的国家奖项,可以破格录用。所以康谦铆足劲儿要拿奖。
对于康谦这样的底层写作者来说,学历是一个最难迈过的坎儿。
康谦还记得,几年前老家县城刚建立人才市场。他啥也不懂,以为有才华,有作品,就会有人欣赏,所以没看应聘要求就跑过去应聘文秘。用人单位要求提交简历,康谦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玩意。他就找了张纸,写了个单子,写上自己在哪家媒体发表过文章,获得了哪些奖。他在单子的最后附上一句话:“给我一个机会,还您一份惊喜”—这是康谦在《青年文摘》上看到的故事,里面的年轻人也没有学历,用这句话感动了单位领导。
结果,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负责招聘的领导也笑了:“你该上别处看看,这里是人才市场—那边的劳务市场不要文凭。”
对于这段经历,康谦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刻骨铭心。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的日子里屡见不鲜。他去北京送剧本,专业编剧听说他高中毕业,不拿正眼看他。康谦走出大门,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在笑:“瞧这个傻×,哪里来的。”他含泪离开,“真的有种想自杀的感觉。”
“我曾经问过自己,是不是梦想害了我。”康谦反问自己,“梦想的翅膀太沉重了,它飞不起来。”
9月15日,康谦接到电话,让他去天津领取夏衍奖。此时的许立志已经在筹划自己的死亡。他们的梦想,以不同的形式,落地有声。
康谦的获奖信息,一开始只被报纸一带而过,他的名字夹杂在众人的名字中。几个月后有记者发掘了他的故事,送水工编剧获奖的信息才传开来。没有衣锦还乡,没有荣归故里。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后,康谦继续做着送水工的工作,暂时没想离开。
现在活在现实中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奖,康谦向记者展示他的获奖证书,摆了一地。“这是我这几年剧本获奖的证书和奖杯,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白纸一张,这些证书也没能敲开县文化馆的大门。”
这次获奖之后,他好像突然之间梦醒了,“以前活在童话中,现在活在现实中。”这次他顿悟了,“一个剧本好几年得一个奖,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千八百块钱,温饱都解决不了。”
康谦见过太多的例子了,他的文友大多有一把辛酸泪。“大家都希望有个方桌,有个安静的环境去创作。”康谦说,但是这点要求很难。有人因为埋头写书不赚钱,跟媳妇离婚了；有的不写了,结婚后去忙生意了。在他隔壁有个修鞋匠,卖过菜,当过清洁工,他用老树皮似的手,写了二十多年。后来他的一部作品卖了出去,拿到了一笔版权费。“但这很需要运气。”康谦说。
在许立志纵身一跃的时候,他早已看到了前辈们的道路。郑小琼、郭金牛,通过写诗跳出了工厂的流水线。可是这样的机会会落到他头上吗?
康谦说,他已经不再谈论进文化馆的愿望,向现实妥协让他过得更轻松。
这本该是一个励志故事,可结局并不振奋人心。
在采访的最后,康谦问,那位自杀的打工诗人叫什么名字?他还不知道许立志的故事。后来,他去翻了许立志的报道,看了他的诗,也念了别人写的悼亡诗,说“真为他可惜”。他像七年前目睹跳楼事件的那天一样,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做了个决定,要把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捐给许立志的诗集。
“他先走了,我还活着,我能读懂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康谦说,“我还想对这个社会说一句话:不要等一个个许立志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时,才发现他们的才华。”
(节选自：齐鲁晚报 记者/魏新丽 原题目：《孤独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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